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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多，我自学英文和学使英文打字机。每天夜里，将女儿哄睡着了，我打一个小时的字，学一个小时的英文，天不亮起来又打一个小时，基本没在十二点之前睡过觉。我外甥女是外语专科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我将她接到家里住，又让她给我补习英语。考“托福”是来不及了，我联系的是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院，在这所学院里过英语关，若成绩通得过，才能去其他大学学习。
虽说国内该办的手续，迄今都办齐了，护照和签证都拿到手了。但真快走了，思想上还是有斗争：倒不是舍不得放弃一些东西，如领导已经说了要提我为新闻部副主任，这一走，此事自然黄了，而是我舍不得两岁的女儿。女孩听话，长大了也知道疼大人，我非常喜欢我女儿，她也喜欢我，她不爱吃饭，我爱人再怎么喂也不吃，可只要我喂，她就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了，她早、晚饭都是我喂的……我走以后女儿吃饭怎么办？她很快还要入托，几年后还要上学，这些事都怎么解决？再有，也不是没有担心，过去虽出过国，那是公派，现在出去得靠自己去闯，去捞世界，是否会弄成个洋乞丐回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爱人打从恋爱起，就知道我有个未能上正规大学的遗憾，她理解我，也支持我出去。可我观察，她心里也是有矛盾的。倒不是她不放心我，她知道我出去一不会搞女人，闹个艾滋病回来，二不会回国后与她打离婚。凭女人的直觉，她相信我还是重感情的，私生活挺严谨。中国虽有句谚语，“树挪死，人挪活”，但中国人实际上是最怕挪动的一个民族，尤其是当这种挪动发生在要抛弃固有的生活，要去创造未知生活的时候。我自己现在的担心如是，爱人心里的矛盾也如是。当我手续办得差不多了时，她的脖子有点往后缩了：“毕琦，你看你在报社干得不错，同志们、领导对你都挺关照的；也小有名气；住房两间，家用电器也买齐了，也不需要你出国去捞它个几大件回来。干脆，你还是别去了！”当公安局找我去，说我的经济担保人的情况还不清楚，回来对她一说，她又为我着急得不行。
我准备11月份走。推迟几个月，为的是给我女儿办妥入托手续。我走了以后，没有工资，两边的父母答应每月各给我爱人五十元。家庭生活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这样，我小学时就做过的出国留学梦，很快能得以实现。三十又五，才能真正上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还得抛妻离子，远涉重洋，想起来也令人啼笑皆非，酸甜参半……
我肯定要回来的，我热爱我的新闻工作，我热爱我的家庭。
我爱人也这样叮嘱我：“你出去后若能将我也办出去转一圈，开开眼界也好，但要我在人家的屋檐下生活，我是不愿意的。若你在国外学得不顺心，就赶快回来，博士也好，洋乞丐也好，我照样会养着你……”
并非结束语
议论蜂起，滋味万千，但不容否定的是——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而使尘封网闭、极需要延揽八方来风的中国，又多了一扇采光辽阔的窗口。
有人将眼下的中国留学生称为第五代留学生。按照这个说法：孙中山、严复、秋道等属第一代；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属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李四光、华罗庚等属于第三代；五十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为第四代；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出去留学的属于第五代。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次的出国热将是一次人才的国际大循环。
犹如分别带有阳电、阴电的云团撞击必将产生大雷电、大风暴的壮丽景观一样：第一代、第二代留学生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第三代留学生为新中国一座座巍峨的科学大厦的崛起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第四代留学生也已成为共和国航船全速前进的动力源。唯有从第四代留学生到第五代留学生中间相隔二十余年，出现了一条“空白带”，这正是极左路线登峰造极祸害祖国的可悲记录。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前四代的中国留学生们，都在东西方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的结合部上，锻造了一双青铜般的手臂。正是这双青铜般不屈的手臂，在祖国败絮一样的天空上，举起了映彻沉沉历史的艳丽旌旗；也正是这双青铜般坚执的手臂，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创造了叫高山仰止、大河改向的宏伟业绩。
在第三次浪潮席卷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第五代留学生们更注重专业的选择。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电子科学、生物工程和一些边缘的新兴学科，成为大多数留学生孜孜以求的专业目标。迄今为止，已经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有16000多人，他们大多被分配到经济建设的重要部门和科研机构工作，正在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据报载，在航天工业部的留学回国人员中，在科研上有突破、发明和创新的，占留学回国人员总数的24％，业务优良、受到好评的，占总数的50％。清华大学的近200位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423项科研项目，有50多项已通过鉴定，其中近30项获得各种规格的科研成果奖。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17人取得了29项科研成果，受到医学界人士广泛的赞誉……
纵然，目前尚在海外的留学人员，也并非都不想归国，如正在美国阿留基市学习的郎平夫妇。郎平上的是语言学院，白帆念的是体育管理系。今年6月30日，郎平对前来采访的香港《文汇报》驻美记者说：“我们所以选择到偏僻的州学习，主要是为了减少应酬，以便能够集中精力求学，而华人聚居的如洛杉矶等地，中国人太多，朋友大多，不利于专心学习。我已被亚洲排联推选为世界排联的委员，但委员必须掌握两种语言，所以我才来美国攻读英语。过去中国在世界排联中没有位置，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很吃亏。我一定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尽快学好英语，为国效力。”白帆也指出：虽然中国在体育上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从未主办过一次大型国际运动会。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印度、南朝鲜、伊拉克、墨西哥等，尽管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但都有过组织大型国际运动会的经验，有的还有数次。中国要组织1990年亚运会，争取申请主办2000年第二十七届奥运会，以及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因此，我希望尽快学好体育管理经验，尽快回国为祖国效力。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有能力、有条件把体育事业搞上去的。
毋须讳言，也有不少自费留学生学而有成不想归国，公费留学生逾期滞留率也有上升趋势。逾期未归的公费和自费公派留学人员，大多是中高级专业人才。然而，50年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留学欧美、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却相继涌回大陆。这一鲜明对照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么？！
在美国，整容化妆术已经发达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可是，美国社会的这个巨大“美容院”，却极难将中国人心里的胎记整掉。别说那些抛家离子的，在首都机场，在虹桥机场，在白云机场，一步一回首，一步一颤泪；就是孤身一人的，在月白风清之夜，打工、捱生界、夜读归窝之时，那胸间阵阵涌起的故国情结，那不绝如缕的故园乡愁，也决不是眼前的灯红酒绿所能泯灭的。即使是投身于“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当年的“老三届”们，他们虽是在磨难与艰辛一对牙齿的撕咬下长大的，但“老三届”这个历史性的名词，这个象征着以全部青春作为代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与探索的名词，本身就让他们在胸中不时萦绕——那北国荒凉而又骠悍的大漠，南方小山沟里夹有炊烟、新叶、牛粪味的三月晨雨，给了自己五谷、蜂蜜与民谣、传说的土地，还有犹如沿磨道辗磨、围着自己一家人吃饱饭的希望艰难负重转了一辈子的老房东，死后又将这希望带回到村后的那棵酸枣树下……
因此，去了国外，那磨难与艰辛，不会变成一把剪子，剪掉他们中国人的血脉，而只会让那血脉，流得更炽热，更深沉……
逾期未归国，不等于不爱国。
这里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因为个别的学科延长了学时；有的继续做博士后的研究；有的在观望国内政策的稳定程度，大洋这边稍有头痛脑热，打起喷嚏，大洋彼岸他们的心里便严严实实地戴起了口罩；有的愕然于国内报刊、亲友来信里所披露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现状，害怕回国后，在人际关系、生活等问题上扯不完的皮而耽误了事业；有些留在国外的学者说，他们在国外最大的感受是能够一心一意搞业务，而不必在其它问题上扯皮、耗费精力。
也有归国后复又出走的。如我们大学的一个同班同学，他是第一位自费留学归国的博士生，报刊上曾作过连篇累牍热情洋溢的介绍和宣传，他本人也撰文表示“归根何须待落叶”，要将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但他的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更有甚者，他与国内一位女演员倾心相恋，却受到组织上莫名其妙的干预，致使他愤而再度踏过罗湖桥，重新又去了美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生活中颇令人遗憾的事情。
自然，也有的是在等待“绿卡”，打算长期定居异国的，据说，这类人比例极小。
不必指责他们，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对不回国的人，不要批评。即使他们马上回来，我们的大企业还没有搞活，也发挥不了作用。在外国朋友帮助下，继续搞研究工作、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