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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体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著文指出：当体育在目前仍是一种国际间的激烈竞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时，中国优势项目的尖子运动员和比较权威的教练员出国，必将对中国的这些领先项目造成潜在的威胁。中国运动员独特的、创造性的训练方法和技术被外国选手掌握，将使中国运动员在未来的比赛角逐中处于不利地位……
据专家分析：目前外国乒乓球选手比较普遍地掌握了中国式的发球和反手攻球技术，以及近台快攻战术，在近几年的国际比赛中，给我国选手造成了很大压力。中国乒乓球队的成绩开始呈不稳定状态，这与中国优秀乒乓球选手、教练的纷纷出国不无关系。
忧心忡忡者远不止于文艺界、体育界。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痛心疾首，他说他执教半个余世纪，他的弟子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争相离他而去的，他近年来一共培养了十六名硕士研究生，现已有十二名去了美国，而且这十二名研究生都是他最得意、最有前途、最有希望、最有才华的。他说着说着，禁不住涕泪交流……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大批优秀专业人才的出走，对正在向着21世纪曙光艰难起飞的祖国来说，是一种遗憾；在本来就不尽如人意的中国人口质量里，是一次范围不小的“水土流失”……
然而，这是一把两刃剑，一个两面都上了水银的镜子。人们常常看到了此面却忽略了彼面——
据1986年12月2日《文汇报》披露：“上海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三分之二人才积极性未充分发挥。上海55。3万名专业人才中，专业不对口的占19。8％，有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饱满。在一些人才有余的单位，问题更突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才被积压、被浪费。
据同年10月21日《社会报》披露：上海美国独资企业希尔顿宾馆公开招聘管理人员的广告在报上刊登后，引起了社会上众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极大兴趣。报考总人数达300多人，学历均在大专及大专以上，不少人还是研究生、大学讲师，有的已在某些领域中有了一定的造诣和建树。在这些众多的报考者中，90％以上的人所学与宾馆专业完全不对口。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为八比一，与录取研究生的情况相差无几……
在南方，建国以来分配到海南岛的大、中专毕业生共1500多人，在未决定海南建省之前，已走了1200多人。
在北方，大兴安岭自1964年正式开发以来，陆续分配来大学生1000多人。从1979年至今，已经流走600多人。
大兴安岭留不住人，一是由于高寒地区，生活艰苦，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水平下降。二是由于子女升学、就业难。三是由于大兴安岭地区在艰苦条件和高寒程度上都超过新疆和西藏，但工资类别和地区津贴都低于这两个地区。有的中年知识分子说，现在国家和地方对刚毕业分配到青海、西藏的大学生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而对为大兴安岭地区干了二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却似乎遗忘了……
1982年，四十三岁的蒋筑英、四十七岁的罗健夫相继谢世，报刊上一阵惋惜，上下；司一片稀嘘。然而，亡了羊，牢还没补住。仅1987年，在中国科学院，过早谢世的中年高级专家已有九位：马氏决策规划专家董泽清，五十岁；数学家张广厚，五十岁；数学家钟家庆，五十岁；地质学家曾庆丰，五十四岁；声学家施仲坚，五十岁……。在北京航空学院，从1986年7月至1987年元月，五十岁到五十四岁之间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死亡七人，其中副教授五人，高级工程师一人，老讲师一人。
如果能把全国各省市、各单位过早凋零的中年知识分子一一排出来，相信那名单将是黑压压的，宛如让人肃肃然踏进了烈士纪念堂……
一切有识之士更该对此局面忧心忡忡。
生活里有些广告有声有色，人们看了却无动于衷；
生活里有些“广告”，虽然没有谁在精心设计，散乱而又具有随意性，人们见了却触目惊心，不得不联系起自己的境遇，一起感慨系之，深长思之。
也许，正是某类“广告”作用的结果，大批优秀专业人才有如候鸟般地西去。这一结果，又往往成了一块新的“广告”，让更多的人们为投入“世界大串连”而跃跃欲试……
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正如《美洲华侨日报》上一篇分析近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和心态的文章所指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潮相继涌出国门，涌入美国，现在美国许多城市的华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碰眼碰鼻都是啊！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极坏者，愤然而别；境遇不好者，决然而离；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这真是小同而大异。”说一千道一万，现在的关键是，国家应不打折扣地加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已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归心归，未出国的知识分子人安心安。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人身上表现的，正是当今这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交织，新体制诞生、旧体制剥落，方生而又未死的时代的一种阵痛——
改革，已经摇撼了旧机制小山般的重重弊端，不断有泥土、石头和残枝败叶哗哗地滚落下来。然而，形成、维护这座小山的深层文化、心理形态仍在，并有着几千年古老、厚实的积淀。不坚决有力地铲除它们，新的机制及其相应的尊重知识和人才的环境，开明与竞争的环境，就很难牢固地确立！
旧机制有了松动，就有了希望……
新机制尚未确立，又萌生失望……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便是在希望与失望两座峡谷之间奔湍而出的一股大潮。
它根本上又代表了希望——
毕竟一个新时代的阳刚之气，正在恢宏地兜胸吹来，“人”的意识苏醒了，再不甘心如金似水的年华掷尽在浑浑噩噩的等待中，再不愿所学如一张压在抽屉角落里被默默作废了的布票，再不会将命运交给某些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主宰……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世界大串连”里，奔湍的是当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们追求创造、渴望爆发的一颗颗骚动的灵魂；汇集的是他们敢于打破旧有的生活秩序、敢于去新秩序里承受风险的崭新风貌。
自然，在出国留学热的大潮里，还有负势而下、本身没有一点重量的泡沫，装饰一新、也只能泛起于一时的沉渣，或许还有隐隐生出某种危机的潜流。但与其不屑地或困惑地盯住它们，甚至夸大它们，不如将目光调回来，在进一步完善出国留学有关政策的同时，对国内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以及许多不成文的用人土政策，来一番严肃、深刻的自省；不如以更热情的双臂，去呼唤正在祖国广袤土地上崛起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坚决些！更深入些！更迅猛些！
毕琦，男，今年三十五岁，《北京晚报》记者。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呆了七年。到我们采访时，他出国留学手续全部办齐。
他的叙说，有如一条涓涓小溪一样平静——
小学时，我就朦朦胧胧有将来长大后得出国留学的念头。
我上的小学，原是美国教会办的汇文学校，解放后改成北京市盔甲厂第一小学。实际上是所干部子弟学校，每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校门口的小车鳞次栉比，恍若奔云：吉姆、伏尔加，那时算好的；其次是华沙、胜利20；最次的是吉普。同学们互相比看着，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两颗星，不屑便撇在了嘴上；谁的爸爸扛着二道杠四颗星，瞳孔便放大了些；若谁的爸爸是位少将，乃至中将，儿子的脸蛋就仿佛绽开了一朵朵金花……我所在的班，有二十八名同学，全班不是干部子弟的学生就我一个。我父母都是小干部，照说我是进不了这所小学的。母亲在报社工作，认识市教育局的一些人，我是由后门进去的。
有这么两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般人家的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很普遍。可在我们班上，就我一个。我父母工资有限，一共养了五个孩子，三个孩子的住宿费、学费、伙食费交出去，父母的工资就去了多半。穿衣着鞋上，无法讲究，不是打了补丁，就是哪块破得絮絮拉拉。开初一些日子，我每次去学校，男生见了一串串哈哈哄笑，女生见了一阵阵窃窃私语，似乎高雅的校园里进来了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毛……平时没办法，一次区里举办校际之间的乒乓球、足球比赛，我又是学校这两支球队的队员，穿着得像个样，母亲咬咬牙，破例为我买了一件灯芯绒夹克，从来都是拣哥哥们衣服穿的我，很是珍惜，比赛时才穿上，一赛完赶紧脱下来。一次比赛，球踢赢了，大家都乐得不行，蹦蹦跳跳，又滚成一堆，我将夹克随手扔在草地上，也加入进去。走到半路，才记起忘记拿衣服了，扭头就往赛场上跑。夹克不见了，腿一软，我瘫坐在地上，眼前一阵发黑……有两个队员问我：“毕琦，你怎么了？”我拖着哭腔说；“我的夹克……衫……不见了！”他们愣愣地盯住我，像是我哪根神经出了毛病，过一会儿，他们走了，转身时丢下一句话：“丢就丢了呗，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