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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了，见她不对劲：“你怎么了？”
“我回景山了……”
他坐在沙发上，好几个小时。眼睛直直的，晚饭也没吃。
“这个女人是谁？”
他说了一个名字。他说他和此人去年十一月开始讲话，以后又因为一道采访才熟识的。
“她几次讲起要离婚和我结婚，我从未松过口。你可以相信我，我会将这件事处理好，不会为她影响自己的前程，更不会因她而毁掉我们这个家！”他嗫嚅地说。
她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日子——5月31日。
头天凌晨二点，他出的家门。他去郊县考摩托，因为还没有执照，他得趁警察们还在睡觉时开去。她不放心，叮嘱他，要他中午打个电话回家。傍晚，电话来了，他说晚上报社有事，不回家了。后来她才知道，他刚接到一封电报，四、五月里都在西南出差的那个女人，次日上午回北京，要他去机场接。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他回了家，衣服上里外都有血，半边脸是肿的。她以为是骑摩托掉的，他也说是摔的。过了一个多小时，来电话找他。接了电话回来，他面如死灰，目似泥塑。他这才告诉她：当他在那个女人家时，本想和她谈清楚，为了彼此都不再做个心怀愧疚的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这时，她丈夫和报社的一个人冲了进来，不容分辨，她丈夫早已用手里准备好的沥青块劈向他的脸，接着又操起了一把刀子……
一个男人，说坚强也坚强。丙辰清明，潇潇细雨，天安门广场上那滚烫的诗潮里有他的诗行。按图索骥，追到他这里，他银挡入狱。将近一年里，他似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粽子，从市区批斗到各个郊县，身上至今仍留存有那个狂犬般的年代咬出的齿印。诗是正气轩昂的，人也不能蓬头垢面，无论到何处批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一个男人，说软弱也软弱。此刻，他好像陷于灭顶之灾似的，有一种自己这辈子全完了的感觉。
“我连累了你，对不起你。只要你愿意离婚，我没有理由不同意。一切后果也该由我自己来承担……”
这时，女人往往比男人冷静。
几个月来虽然家庭的完整继续维持着，她心里一道深深的伤口却没有愈合。眼下又出事了，如同扯布，那道还未止住血的伤口哗啦一声又被扯开，她悸痛得心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她隐约预感到：不管眼前的事态如何发展，到头来损失最重的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无辜的自己和曼波！
以世俗的“以牙还牙”的原则，她可以也拿一把“刀”，向他的心上戳去……
她却看着他，站在自己痛苦的废墟上看着他。沉默，忧郁，甚至还有几分温柔……
片刻间，她想到很多：那次在北戴河海滨散步，他给她讲“四五”，讲自己的诗，讲他手里那根笨笨拙拙的针，还有手铐吃进肉里的滋味……她说：“你是英雄。”他笑了：“我哪是啥英雄，不过爱舞文弄墨，瞎碰上的。”那次昆明湖上荷风徐来的荡舟，他告诉她“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生活困难，个子高大的他就去各个厂的篮球队当替补队员，打了这队去那队，一天挣个几角钱补贴家用。她听了泪水潸潸地往下掉……俩人新闻班同学时，他的才气就让她佩服。他写过不少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在报社，亚运会报道是他去，两年后，奥运会报道又是他去……
她知道他是个很重名声的人。她也知道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几年坐下水船，扯顺风篷，在报社里没少与人磕磕碰碰。天下本无事时，几条舌头都能翻成一堆浪来，何况真刮来了这桃红色的风暴？！
她明白他担心鸡飞蛋打，他害怕背上压上一串串阴湿得有如泥鳅的眼睛……
他向她捅了“刀子”。她给他敷了“药料”。这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晚。她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他，可说起来，她的生活的哲学又如此简单：有什么呢？不就是去不成莫斯科吗？不就是当不成本唾手可得的体育部主任吗？太阳还在。星星还在。大地还有四季次第。生命还有弃旧扬新。只要生活着，哪怕是痛苦地生活着，可只要活得诚实，这生活便会有意义……
她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我也不会轻易地去恨一个人。”
第二天，报社开始派人来，轮着上她母亲家。部主任、保卫科长……口气是严厉的，追问也不含糊。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九年前受审的境地。不，还不如那次，那次，虽受皮肉之苦，心却是坦然的；这次，没有血腥味，心却无法坦然，更无力抗争，他似被打断了脊梁。
。过了几天，报社发了个文，各部都发到了——他被停职检查。他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却还是存有幻想：来报社七、八年，今天他脚下踩的并不是流沙，而是以心血与汗水凝结的水泥块。一般的报道不提了，就说亚运会报道，起主要作用的是他。全运会报道，他带领一个报道组，驱车前往上海，在那里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四十天。奥运会报道，只派了他一个人，白天，他奔波于新闻中心及几十个重要比赛场地；夜晚，要在与报社约定的通话时间前将稿件写完。每晚，最多只留给自己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清晨，脸上是布满血丝的双眼，手里是匆匆咬着的三明治，又陀螺般奔赴各个赛场。他的一系列报道，从不炒冷饭，充满了第一手资料，新鲜、迅捷地发表在报纸及其星期刊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都是我国当时派去的九十多位记者中较突出的一个。当写完最后一篇闭幕式的报道，向国内传稿后，他突然晕倒，连着几日的高烧使他处于昏迷状态……回国后不久，他加入了党组织，晋升为部副主任，并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他的身体状况与他的大个头并不相称，因为常年当体育记者，不断地奔忙与熬夜，他的心脏时有绞痛。报社里一名三十二岁的记者逝于心脏病突发后，报社医务室为心脏不好的同志配备了保健药盒，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衣兜里长期揣着几种以防万一的急救药品。他的扁桃腺炎和腿部静脉曲张都很严重，却腾不出时间去做手术，这回为心脏他不得不去了医院，检查后，大夫告诉他说，他的心脏已像四十几岁的人的心脏，而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岁……他料到自己会成为某些人把日子过得更加有滋味的调料品，但他翘首熟知自己一切的领导会站出来说：“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我们该相信他在哪里跌倒，就会从哪里重新站起来。也该给他创造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氛围……”
他困惑了，那以心血与汗水浇铸而成的水泥块去了何处呢？一个人要获得肯定，得付出持之以恒的艰辛努力；一个人要被否定掉，则几乎在一夜之间，几步之距。如果前者是这样虚弱、这样不真实，而后者是如此强大，如此真实的话，那么人生不是太阴沉、太苛刻些了吗？
他又听说自己的预备党员资格要被取消，职务要被撤销。流沙散去，似乎无不波及。他要挡住这流沙，自然仅仅是在“面子”上——他同时递上了“退党书”和“辞职书”。
他有病时没请过病假，现在他想体病假了。他遗忘起报社和报社遗忘起他来几乎同样快。关在家里，似面壁的达摩，像是禅悟出了什么，他隐隐地有了几分后悔：奥运会采访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和各个比赛场地，已经看到了不少年轻的同胞们，犹如刚啄破蛋壳的雏鸡，兴奋地、叽叽喳喳地评说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预感到将会有更多的雏鸡钻出蛋壳……而且，他还被一位有着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所看中：“我告诉你，我很少为国内的亲属做经济保证人，我要保证的应该是有前途的中国青年。你留下来吧。”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印度，一个比中国还穷的国家，他自然看不中。这回去的是美国，那就难说了……”当时的报社领导是顶着一些人的怀疑，派遣他独自出国的。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信义”二字。他该对得起这二字，为此，在一个如期归来的人之外，他还添上了一迭节省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美元……
忽一日，报社想起了他。要他去驻天津记者站工作。他提出：“我可以去，但报社得给我解决房子。现在那间屋条件太差了，我一家三口人及保姆不能老住在岳母家。”领导觉得合理，转到后勤部门。后勤部门有自己的规矩，从来分配房子都得一批批排着队，哪能给他一个人先解决了？于是，他还得在岳母家呆着，他也没去天津。
他就这样在家里休了几个月病假，心却比在奥运会采访时还要累，好似在一堵墙里被挤压了几个月。他不甘心坐下去，可真要去报社，无异将自己塞进一个沙丁鱼罐头里；他不愿进沙丁鱼罐头，可对中国人来说，组织是须臾都离不开的空气。组织管你做什么、想什么，乃至管你生、管你死，就是调个单位，还得有组织鉴定……离开了组织，自己还能做什么呢？
他告诉她自己得出国留学。她没有震惊。几个月来，她看到他夜不思寝，食不甘味，魂不守舍，推着自行车不知骑车，出去买烟却又两手空空回来；她也发现只有一件事能使他的魂嗖嗖地飞回来，那便是读英语课本和听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的好朋友来讲课……开始，她绝没有料到因为他在生活道路上的一次失足，竟会闹出两人得天各一方的境地。她以为人们是会心灵相通的，她以自己的宽厚胸怀度量别人。结果，她看到他被生活无情地打趴下了，他愈挣扎，将愈被动。如果出国留学能打破僵局，能使他的灵魂与肉体重新站起来，她没有别的选择，她肯定只能接受他的这一选择。
她为他向美国发出第一封信，她的舅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达拉斯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