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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水季节，电力供应不足，常常在上课的过程中，突然停电，教室一片黑暗。这时， 往往是王铜和李海华（这也是一个非常关心集体的好同学）最先跑出教室，到办公室点燃汽灯，把光明重新带到教室。而那汽灯又不争气，特别容易坏，有时点燃竟 需要一节课的时间。于是，王铜经常是早早来到学校，同学们点着蜡烛上第一节课时，他还在办公室修理汽灯。久而久之，他竟成了一名熟练的汽灯修理工！
当然也有挨我批评的时候。有一次晚自习，我到班上去点名，结果就差王铜一人。足足15分钟以后，他才走进教室。我一下火了，当着全班就狠狠地呵斥他：
“怎么迟到了？你这个班长就是这样起带头作用啊！太不像话！”
我看他低着头，没有半句辩解，态度还算老实，便让他回到座位。
可是，刚过了半个小时，教室里的灯便熄灭了——又停电了！
这时，照例又是王铜走了出去。他显然是去点汽灯了，但我知道汽灯早就坏了，修好、点燃至少得半个小时，于是我便对学生们说：“可以出去休息一下，但不要 走远了。大概半个小时就回教室！”但黑暗中的学生们都不大愿意出去，他们抱怨着：“还有那么多的作业！”“烦死了，这个鬼电！”……
然而，仅仅是1分钟的时间，王铜便提着明晃晃的汽灯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忍不住欢呼起来，向王铜投去感激的目光。我却很纳闷，问王铜：“汽灯什么时候修好的？”王铜回答：“就是刚才上课前。我估计今天晚上可能要停电，就……”
我一下明白了：刚才王铜迟到，就因为修汽灯啊！一种内疚和感动同时涌上心头，我的眼前叠现出刚才王铜挨批评时低着头的形象，和两年多前他在政教处时那蛮横的神态……
高三毕业前夕，学校给了我班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名额和一个区级三好学生名额。按招生规定，市级三好学生将享受高考加分的待遇，而区级三好学生则没有这个“优惠”。
投票选举结果，王铜得票最多，李海华名列第二。
然而，放学后，王铜便找到我，提出把市级三好学生的名额让给李海华。他真诚地说：“李海华一贯表现比我好，同学们写作文都叫他‘人民的勤务员’，而我不 过是高三当班长才做了一些我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另外，我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不需要任何加分，我想我凭实力是有把握考上重点大学的；让李海华去享受加分待遇 吧，这样他上重点大学更保险一些！”
此刻，很难用什么语言表达我对王铜的敬意！
也许在其他人眼里，后来王铜收到的中国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他高中生活的完美句号；而在我心中，王铜主动把市级三好学生的荣誉让给其他同学，这才是他高中生活也是我对他三年教育的辉煌叹号！
转化“后进生”：最好的教育科研
1995年8月底，我刚刚送走一届高三毕业班。高考成绩的辉煌，让我一下子引人注目起来。但我在兴奋的同时也在思考：我事业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我把眼光投向了“后进生”。
我认为，既然素质教育充满了对人的尊重，那么这里的“尊重”首先体现于对后进生的尊重。我认为，搞素质教育如果离开了对“后进学生”的研究与关注，是不 可思议的。理由很简单：“素质教育的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柳斌）而对多数学校的多数班级来说，“面向全体”就必然面向为数不少的“后进学生”。或 者换句话说，只要有哪怕极少数的“后进学生”在我们教育者的视野之外，那么，我们所标榜的任何“素质教育”都不是真正上的素质教育！
这就是我决定关注“后进生”的原因。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普通中学，生源不是特别好，尤其是高一生源很不理想——即使本校初中毕业生中的优秀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报考本校高中而 选择市内一流重点中学。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不理想的生源意味着学校生存竞争的危机。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学校领导决定培养自己的高一优质生源——从初 一新生进校开始，开办关于素质教育的“六年一贯制实验班”。
其实，所谓“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就是“优生班”。当然，这里的“优生”更多的是 指成绩拔尖的学生。学校是这样操作的，初一学生刚进校便参加全年级统一的分班考试，然后将考试分数最靠前的几十名学生编在一个班，“六年一贯制实验班”便 建成了。所谓“六年一贯制实验班”的“六年”，指的是从初一到高三的整个中学阶段。学生一进入这个班，便意味着他初中毕业时无需参加中考，便可以直接升入 本校高中——当然，由于学生没有中考成绩，他也不可能进入其他高中就读而只能留在本校。按道理，学生初中毕业时有权选择新的高中，是否留在本校应该完全取 决于学生本人的自愿。但是，学校在组建“六年一贯制实验班”时，便和每一个入选的尖子生签订“自愿协议”，这个“协议”表明，学生在“自愿”选择进入“六 年一贯制实验班”的同时，也“自愿”放弃了三年后初中毕业时选择就读其他高中的权利，而“自愿”留在本校高中就读——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每一个进入“六 年一贯制实验班”的学生都是“自愿的”。
学生为什么会“自愿”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学校承诺将选派最优秀的教师担任“六年一贯制实验 班”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优生”不“自愿”进入“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将意味着他初中三年失去享受优秀教 师教育的机会。“尖子生”及其家长面对着学校的承诺，当然要选择“自愿”加入“六年一贯制实验班”！
所谓“六年一贯制实验班”，真正的目的是 留住优秀生源，保证学校的高考升学率！我这里无意批评编“六年一贯制实验班”的想法和做法，相反我非常理解学校领导的这一举措。在严酷的竞争面前，学校领 导不得不首先考虑学校的生存和学校老师们的切身利益！说实话，如果我是校长，我说不定也会这样做的。
我只是在想，抛开升学率的考虑，如果真的要搞素质教育方面的“实验”，是不是把成绩最差的学生集中编在一个班，更有价值一些呢？
我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偏激的观点，把优秀生拿来做“素质教育实验”不是真正的“教育实验”。我始终认为，所谓“优生”决不单单是老师教出来的！“优生” 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除了学校教育，还有两点非常重要——家庭教育背景和学生本人的状况（天赋、基础、态度等等）。如果从“应试教育”的角度看，这样的学 生实在没有什么“实验”价值，因为他们不“实验”一样能够考上大学——还用得着“实验”吗？而如果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单单把优秀学生拿出来“实验”更是 很荒唐的——难道素质教育仅仅是针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吗？难道只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才配享受素质教育吗？难道素质教育的第一要义不是“面向全体学生”吗？
所以，1995年8月，当学校决定继续在新的初一年级开办“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并决定让我担任该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时，我给学校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将同一次分班考试中的最后几十名学生——也就是俗称的“后进生”——编成一个班，搞真正的素质教育实验？
刚开始，学校领导表现出了某些担心，比如将后进生编在一个班是否能够保证良好的课堂教学秩序？编一个“后进生班”会不会让社会认为学校打着“教改实验” 的幌子而实际上是不管这些“后进生”了？等等。我对学校领导说，消除这些担心的最好办法，是选派最好的老师到这个班去任教！而且，我明确表示，我愿意担任 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
经过反复论证，学校领导终于支持我的想法，决定先按入学分班考试把全年级400多学生中的最后27名学生编入我 班，然后再以“抓阄”的方式确定了我班的另外30多名非尖子生。这样，一个特殊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班”便成立了。我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这个班的班 主任和语文老师。
可是，学校也舍不得放弃“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因为毕竟升学压力实在太大。这好办，两个实验班同时存在，同时推进教育实验！而我则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两个班的学生总数131人！
我的这一做法，自然众说纷纭，要么说我“标新立异”“好出风头”“逞能”，要么夸我“高尚”“无私”“乐于奉献”“勇挑重担”……面对种种说法，我均淡淡一笑。“走自己的路，让人说去！”
其实，即使是真心夸我的人，也没有真正理解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教师在向我表达敬佩的同时也问我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我是这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她的：“纯属个人爱好！既与‘逞能’无关，也与‘高尚’无关！因为我的爱好就是研究‘后进生’！”
这是我的心里话。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其实不是，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更多的时候是“高徒出名师”——如果一个老师教一个优生班，他的学生考上大学 的当然更多，他自然也就“有名”了；如果这位老师能够在转化后进生方面也取得卓越的成绩——这里的“卓越成绩”不一定是指将后进生都送进大学，而更多的是 指让每一个后进生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名师”。
而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名师”！
让“后进学生”享受成功（1）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不反对对优秀学生进行真正的教育实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