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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总共十几个同学，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绝对没法形容。他们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现普通，使人共处了快三个月，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
这是一种最适合做间谍的人们。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就怎么忘记。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那惊人的坚持普通里。“我觉得我们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门边跟老师艾琳说话。
“的确很棒。”艾琳说：“可是，你是那个团结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里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说：“不是，是你在我们里面才叫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吧？”我问艾琳。
“我又没有留你。”艾琳说：“你现在一个人去哪里？”我摇摇车钥匙，说：“进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里数百家小店，够疯了。
“祝你快乐！”艾琳收拾杂物一同下楼。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远才回头，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乐！快乐！”
说起快乐，在春季班还没注册以前，阿雅拉找我，说：“有一门课叫做——快乐画廊。我们三个，瑞恰、你、我，下学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惊讶居然存在这种保证学生心情的科目，跑到注册组去查课目表，这才发现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的。
那门课叫做“画廊游览”。游览是我给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这个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满想象力。
想象中全班十几个人由老师带了一家一家看画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调午餐才散课，那必然非常快乐才是。于是我们三个就去注了册，上了课。那不是国际学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远而客气的人际关系，五堂课以后，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诚的班。艺术罩顶，也没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跷课以后，我满意的叹了口气。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欢那堂课的一切，可是她们说，付了学费就得忍下来。我们彼此笑骂：“没品味的、没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弃了叫做没品味，还是坚持下去叫做没品味。
说到坚持下去，除了我们这种不拿学分的同学之外，其他中国学生大半只二十多岁，他们或由台湾去、或由中国大陆去，都念得相当认真。表现第一流。
这种社区大学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国青年，上个一两年，就转到那种名校去了。他们念书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没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这七八个中国同学里，没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绝伦的活着，那成绩好不必说，精神上也是开开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这样，北京来的周霁，成了我心挚爱的朋友。我老是那么单字喊他——“霁——呀——”远远听起来，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师私底下跟我喝过一次咖啡，她说：“你们中国学生，特别特别优秀，无论那一边来的，都好得不得了。这个周霁绝不是个普通人，不信你试试他。”
我不必试他，我知道。
春天来了，午后没课的时候，霁的脚踏车被我塞进汽车后座，他和我这一去就去了湖边。两个人，在那波光闪闪的水影深处，静下心来，诚诚恳恳的谈论我们共同的民族。
在美国，我哭过一次，那事无关风月，在霁的面前，我湿湿的眼睛，是那份说不清楚的对于中华民族爱成心疼的刻骨。
跟霁交往之后，汽车的后座垫子永远没有了靠垫。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货车，摆的是霁随时上车的附属品——他的单车。
春天来了，没有人在读书。
我们忽而赶场大减价，忽而赶场好电影，忽而碰到那东南亚来的女人跟着另一个美国老头在卖名贵化妆品——不是她的先生。我们匆匆做功课、快快买瓶饮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晒太阳。
艾琳说，这才叫做生活嘛！热门音乐大集会，艾琳买好票，兴奋的倒数日子——再三天后的晚上，我要去听我的儿子打鼓——他是一个音乐家，住在好莱坞。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课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课泡咖啡馆、图书馆，我脱离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给了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
那种四季分明的风啊，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馆里，我再度看见了那位“纸人老师”。他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有纸片，见了人就会拿出来同读。那种折好的东西，是他丰富知识的来源，他的行踪不出西雅图。“你还想砍树吗？”他笑问着我。
“现在不想了。”我笑说：“倒是湖边那些水鸭子，得当心我们中国人，尤其是北京来的。”
纸人老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弄得安静的咖啡馆充满了假日的气息。
“北京烤鸭？”他说。
“怎么样？我们去中国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吗？”他说。
“你、我什么家？都没家人的嘛！”
于是，纸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们不知为什么那么喜欢笑，笑得疯子一般都没觉得不好意思。嗳，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吗？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课，活动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铺开信纸，照例写家书。
写下：“爸爸、妈妈”这四个字之后，对着信纸发呆，窗外的什么花香，充满了整个寂静的夜。一弯新月，在枝丫里挂着。
我推开笔，口中念念有词，手指按了好多个数目——电话接通了。
妈妈——我高喊着。
台湾的妈妈喜出望外，连问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电话来跟你讲，可以比信快一点。”我快速的说：
“春天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来不及的在享受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对呀我是在上课呀也有用功呀不过还来得及做别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凉鞋了不会冻到别担心我……”
我先走了
那天我刚进教室才坐下，月凤冲进来，用英文喊了一句：“我爸爸——”眼睛哗的一红，用手蒙住了脸。月凤平日在人前不哭的。
我推开椅子朝她走去。
“你爸怎么了？”我问。
“中风。”
“那快回去呀——还等什么？”
月凤在美国跟着公公婆婆，自己母亲已经过世，爸爸在台北。
说时艾琳进门了，一听见这消息，也是同样反应。一时里，教室突然失去了那份欢悦的气息，好似就要离别了一般。
那一天，我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想着想着，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月凤，讲好一同去订飞机票，一同走了。毕竟，我还有人子的责任。
就决定走了，不等学期结束。
“什么哦——你——”阿雅拉朝我叫起来。
“我不能等了。”我说。
“你爸也没中风，你走什么？”同学说。
我的去意来得突然，自己先就呆呆的，呆呆的。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促的，躲在心里的枷锁不可能永远不去面对处理。我计划提早离开美国，回台湾去一个月，然后再飞赴西班牙转飞加纳利群岛——去卖那幢空着的房子了。这是一九八六年五月中旬。
学校其实并不小，只是在我们周遭的那几十个人变成很不安——月凤要暂时走了，带走了他们的朋友echo阿雅拉和瑞恰原先早已是好朋友，连带她们由以色列派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丈夫，都常跟我相聚的。
这匆匆忙忙的走，先是难过了那二十多个连带认识的犹太朋友。他们赶着做了好多菜，在阿雅拉的家里开了一场惜别会。
我好似在参加自己的葬礼一般，每一个朋友，在告别时都给了我小纪念品和紧紧的拥抱，还有那一张张千叮万咛的地址和电话。
细川慎慎重重的约了月凤和我，迎到她家中去吃一顿中规中矩的日本菜。我极爱她。
霁听到我要走，问：“那你秋天再来不来？那时候，我可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去了。”
我肯定以后为了父母的缘故，将会长住台湾。再要走，也不过短期而已。我苦笑着替我的“弟”整整衣领，说：“三姐不来了。”
一个二十岁的中国女孩在走廊上碰到我，我笑向娇小的她张开手臂，她奔上来，我抱住她的书和人。她说：“可是真的，你要离开我们了？”说着她呜呜假哭，我也呜的哭一声陪伴她，接着两人哈哈笑。
奥娃也不知听谁说的我要走了。请了冷冻工厂的假，带着那千辛万苦从南斯拉夫来的妈妈，回到学校来跟我道别。
在班上，除了她自己，我是唯一去过奥娃国家的人。两人因此一向很亲。
巴西的古托用葡萄牙文唤我——姐，一再的说明以后去巴西怎么找他，在班上，我是那个去过亚马逊大河的人。在巴西情结里，我们当然又特别些。
杰克中文名字叫什么我至今不晓得，却无妨我们的同胞爱。他说：“下回你来西雅图，我去机场接。”我笑说：“你孤单单给乖乖留着，艾琳是不会欺负你的。别班可说不定。”
伊朗那大哭大笑的女同学留下一串复杂的地址，说：“我可能把孩子放到加州，自己去土耳其会晤一次丈夫。也可能就跟先生园伊朗。你可得找我，天涯海角用这五个地址连络。”
一群日本女同学加上艾琳，鬼鬼崇崇的，不知在商量什么。
我忙着打点杂物，东西原先不多，怎么才五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