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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场辛苦工作后的纪念。
师傅们死不肯去签名，推说字不好看。我说我要的是一份对你们的感激，字好不好看有什么重要？他们太羞了，一定不肯。不能强人所难，我有些怅然的谢了他们，道了真心诚意的再见。
家，除了沙发、桌子、椅垫、灯光之外，架上仍是空的。学弟说：“这以后，要看你的了。你搬进来，我们再来看。”
要搬家了，真的可以搬了，我在夜晚回家去的时候，才去按了“名人世界”好几家人的门铃。
“要走了，大后天搬。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一日为邻，终生为友，将来，你们来看看我？”
“怎么？那么突然？”林老师金燕叫了起来。
“不突然，只是我没说。”
“你走了我们不好玩了，一定要走吗？”
我点点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说。
“去一个陌生的公寓多寂寞，不像我们这种大厦，开了门喊来喊去的。”林老师说。
“是会寂寞的，我先有了心理准备。”
“什嘛！三毛要走啦？！”走廊的门，一扇一扇开了起来。我点点头，有些疲倦的笑着。
“我们请你吃饭！”“我们跟你帮忙！”“再多住一阵！”“我不喜欢你走！”“怎么那么突然？”
我一直说：“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的。”
大家还是难过了。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过了两个晚上，左邻、右舍、对门，全都涌到家里来。他们，一样一样的东西替我包扎，一包一包的书籍为我装箱，一次一次替我接听永远不给人安宁的电话，说——三毛不在家。
我的父母兄弟和姐姐都要来帮忙，我说不必来任何一个人，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手足，他们——嗳——垦丁，纱灯，一棵樱花树，一幢天台的小楼，带着我的命运，离开了曾经说过但愿永远不要搬的房子。
那一天，六月一日中午，一九八五年。全家的人全部出动，包括小弟才五岁的女儿天明，一边在“名人世界”，一边在育达商校的那条巷子，跟着搬家公司，一趟一趟的在烈日下穿梭。星期天，老邻居也当然过来递茶递水。我，好似置身在一个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在这时候，人和人的关系，显出了无比的亲密和团结。我累，我忙，可是心里被这份无言的爱，扎扎实实的充满着。
不后悔我的搬，如果不搬，永远不能体会出，有这么多人在深深的关爱着我。
新家一片大乱，爸爸做了总指挥，他太了解我，把挂衣服和放被褥的事情派给家中的女性——妈妈、姐姐、弟妹。把书籍的包裹，打开来，一堆一堆的书放在桌上、椅上、地板上，是弟弟们流着汗做的苦工。爸爸叫我，只要指点，什么书上哪一个架。什么瓶，在什么地方，我才发觉，怎么那么多东西啊，才一个人的。光是老碗和土坛子就不知有多少个，也不是装泡菜的，也不是吃饭的，都成了装饰。
腹稿事先打得好，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没有犹豫，弄到黄昏，书都上架了，这件大事一了，以后的细细碎碎，就只有自己慢慢去做了。
那一夜，印度的大块绣巾上了墙，西班牙的盘子上了墙，早已框好的书上了墙。彩色的桌布斜铺在饭桌上；拼花的床罩平平整整的点缀了卧室。苏俄木娃娃站在大书前，以色列的铜雀、埃及的银盘、沙漠的石雕、法国的宝瓶、摩洛哥的镜子、南美的大地之母、泰国的裸女，意大利的瓷做小丑、阿拉伯的神灯、中国的木鱼、瑞典的水晶、巴西的羊皮、瑞士的牛铃、奈及利亚的鼓……全部各就各位——和谐的一片美丽世界，它们不争吵。
照片，只放了两张，一张跟丈夫在晨雾中搭着肩一同走的挂书桌右墙。一张丈夫穿着潜水衣的单独照放在床头。而后，拿出一大串重重的褐色橄榄木十字架，在另一面空墙上挂好，叹了一口气，看看天色，什么时候外面已经阳光普照了。
电话响了，第一次新家的电话打来的是妈妈。“妹妹，你没有睡？”她说。
“没有，现在去花市。”我说。
“要睡。”
“要去花市，要水缸里有睡莲，要小楼上全是植物。”“家，不能一天造成的，去睡”
“妈妈，人生苦短，比如朝露——。”
“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命令你睡觉！”
“好。”我答应了，挂掉电话，数数皮包里的钱就去拿钥匙，穿鞋子。
那个下午，我有了三缸莲花，满满一室青绿青绿的盆景。不行，我不能休息，地板得重擦一次，玻璃窗怎么不够明亮，屋顶花园还没有浇水，那盏唯一没有调光器的立灯得换成八十烛光的，书架上的书分类不够好……对不起你，妈妈，如果你以为我正在睡觉，那我也就安心。
人生那么短，抢命似的活是唯一的方法，我不愿慢吞吞的老死。
“妹妹，你这次搬家，让妈妈爸爸送你一架电视机好不好？”父母同时说，我在他们家里。
“嗯——自己买，只买一架录放影机好了，从来不看电视的，不用电视机了。买录影机去租名片来看，这个我喜欢。”“那你怎么看？”大弟吓了一跳似的。
“就用录影机看呀！”我奇怪的说。
“看哪里呀！”大弟叫了起来。
“就看好片子呀！”我也大惊。
“没有电视机，你想只用录影机看片子？！”
“有什么不对？”
“你白痴啦！嗳唷——。”
我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电视机和录影机的相联关系，这又大吃一惊。
过了三天，妈妈带了一个长得好整齐又和气的青年人来，他带来了电视机和录放影机，我只有将它们放在屋内最不显眼的角落。
那个青年人，装好天线，热心的教我怎么使用。我的问题多，他一样一样耐心给我讲解。我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叫他小张好了。
小张又来过两次，都是因为我太笨，他教过的就给忘了。那一阵睡眠不足，记忆力立即丧失一半，我知道，眼看精神崩溃就在面前了。
那个录影机，的确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每个星期，我放自己三小时假；看影片。一周一次，其他的时间，仍然交给了要写的歌词、家事，还有三更半夜小院里的静坐。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又想到小张，没过几个月，杉林溪那边峡谷崩石，压死了许多游客，小张的尸体，是最后给认出来的一个。
小张接的天线，成了他和我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永远不会把这条线拆掉。他的死，又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对于眼前的一分一秒，都更加的去热爱它。
“你呀——把那个家当成假的，有空走过去玩玩，洒洒花，就好了。晚上还是回来吃饭、睡觉。”妈妈说。“那怎么行，它明明是真的。”我说。
“夜里我想想你，怕你寂寞，那边没有熟邻居，太静了。”
“妈妈，我好早就出国的，习惯了，你何必自苦？”妈妈擦擦眼睛不再说什么。
突然发觉，寂寞的可能是她。爸爸整天上班，我不要她操心，姐弟各自成家立业——而妈妈，整天一个人，守着那几盘菜，眼巴巴等着黄昏过去，好有人回来吃饭。这就是她的一生一世。一——生——一——世——的——妈妈。“妈妈，明年夏天，我去西班牙，把那边完全结束，永远回来了好吗？”
“真的？”妈妈一楞。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又点点头，我藉故走到浴室去。夜里，爸爸看完了电视新闻，我试探的说：“爸爸，空军医院对面在盖一幢大厦，明年交屋，我们散步过去看看样品屋怎么样？不买，只是参观参观。”
他们上当了，跟了我去。
“你们看，五十六坪，四房两厅，分期付，还有贷款，住高楼视线也辽阔，又凉快……”我说。
“装修费，我西班牙卖了房子够了，还有一笔定期，再把你们现在太旧了的公寓卖掉。如果有必要，我的新家也可以卖，莲花也不必了，只养蚊子的。爸爸妈妈，你们苦了一生，理所当然应该在晚年住一幢过得去的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何必搬呢？将来——听说内湖的松柏山庄什么的不错，最好的养老院了。”
“什么话，你们住养老院那我靠谁？”我叫了起来。
爸爸突然很快慰，立刻拿出定金，说好第二天再开支票给出售的公司，就定了下来。
爸爸买了一幢新房子，突然而然的，只为了我说：“如果你们进养老院那我靠谁？”
再没有这句话使父母更高兴的了，就因为这样，他们的内心，不会因为儿女的各自分飞而空虚。
“那你将来、明年、房子好了，就跟我们住了？”“当然嘛，那一幢小楼，不过是我的任性而已呀——现在告诉你们真话了，我哪里在乎它呢。”我笑了起来。那是一九五年的秋天，那个夜晚的对话。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下飞机，全家人都在接，除了爸爸。
处理掉了加纳利群岛的一切，我换机、换机再换机、换机，一路不停的飞回了台湾。
坐在弟弟的车里，他递上来一个信封，是英文的，爸爸漂亮极了的书法，写着——给我的女儿。
打开来一看，又是英文信，写着：我亲爱的女儿，请你原谅我不能亲自来机场接你。过去的一切，都已过去了，切望你的心里，不要藏着太多的悲伤，相反的，应该仰望美好的未来。
这一次，你在加纳利岛上处理事情的平静和坚强，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