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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唐玄宗所创造的当时最豪华的宫廷娱乐圈儿，他感动了宫廷娱乐圈儿的总策划，而恰恰这个总策划的另一个职业是皇帝，于是，剩下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不惜千金买琴摔
利用娱乐圈儿出名的方法有很多种。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年轻时从家乡四川来到长安，准备一展鸿鹄之志，然而朝中无人，故四处碰壁，怀才不遇，令他忧愤交加。
一天，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见一人手捧胡琴，以千金出售，观者中达官贵人不少，然不辨优劣，无人敢买。陈子昂灵机一动，二话没说，买下琴，众人大惊，问他为何肯出如此高价。他说：“吾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敝处来，我将为尔等演奏。”
次日，陈子昂住所围满了人，陈子昂手捧胡琴，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罢，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碎。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文，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工巧，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满京城。不久，陈子昂就中了进士，官至麟台正字，右拾遗。
这个故事后来被传为佳话，也成为利用娱乐圈儿成名的一种“终南捷径”。
丑角唐玄宗
性情皇帝唐玄宗进入娱乐圈儿对于众多戏子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鼓励。
唐玄宗在“梨园”戏班，非常喜欢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因他是一国之君，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君威，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块白玉片儿以遮面。后来的丑角艺人在演戏时，就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
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丑角便成了旧戏班中的“特权阶层”。梨园名宿和老艺人们说：“过去戏班里的演员，无论你唱得再好，演技再高，在班子里的地位也是老二，惟有唱丑角的演员才算老一，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旧戏班里装有黄蟒、官衣、道袍、王帽、凤冠、九龙冠、圣旨、笏板、尚方宝剑等道具的箱子，是不能随便坐的，惟有丑行演员敢坐。丑角演员在后台可以随意坐立，但其他演职人员就要按章行事。在演戏前，只有丑角演员勾画脸谱后，其他演员才能化装及勾脸。在赶庙会唱戏时，戏班子先要敬“神”，大家都要磕头跪拜，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少，资历高低，都可以不鞠躬、不作揖、不磕头。这些规矩，皆因唐玄宗的缘故。
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主流人物，因为爱好的边缘化，变得丰满可爱起来。丑角唐玄宗比起那些把所有艺人都视为小丑的达官贵人们来，自然是多了不少人性的色彩。
祢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行为艺术家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东汉末年青年祢衡击鼓骂曹操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讲的：
青年祢衡非常有才气，而且善于击鼓，颇受曹操宠臣孔融的赏识，曾几次向曹操推荐。可是，祢衡却不满曹操的为人，称病不肯前往，曹操非常生气，但碍于祢衡的才名，不便杀他，就令他在宴会上为宾客击鼓助兴，存心出出他的洋相。到了那天，祢衡在曹操的大殿上击鼓，那是著名的《渔阳三挝》，青年祢衡精通音律，在座莫不感怀。按规矩，击鼓要更衣，他慢慢脱下旧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众人都把脸遮了起来，而祢衡毫不在乎，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曹操大骂祢衡不知礼法，无理取闹。
“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祢衡慨然应对。
真正有价值的表达都会被当时的一些污浊气息掩盖着，比如祢衡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们把行为艺术家看作娱乐圈中人，本身就有某种不受欢迎的意味。至于是娱乐圈不欢迎行为艺术，还是行为艺术不欢迎娱乐圈，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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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爱玩儿的古人打发时光的绝妙方法
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启超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中，“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古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玩乐的发明层出不穷。从大类来分，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戏、博奕、博戏、益智游艺、文字游戏、酒令、禽戏等。要是见一个说一个，那估计说上一整天也说不完。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玩法，填补着我们祖先们的业余时光。
◎ 弄虫蚁：古人的宠物世界
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古人弄虫蚁，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佚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建之时，官僚们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炙粱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驾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对薛翁赏赐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
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虾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虾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虾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训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对斗蟋蟀形容得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辍！ �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鹌鹑、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譬如清人程石邻所著《鹌鹑谱》。此书条理分明地讲述了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把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堪称斗鹌鹑的权威之作。相形之下，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