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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另一则记载则突出了看客们的卓越贡献——不仅仅作为看客，还可以作为行刑者的帮凶。事情是这样的：河南某县农家女与人私通，被发现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教唆相好的挟持自己的丈夫，向夫家索要金银。县官得知，让该女子的父母出面。女子不听，县官便“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然后又让其父母训导，不行，又照例责打其父母，如是者三。最终官府擒获这对奸人，县官骂女无耻不孝，猪狗不如。“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此事轰动一时，闻风而至者上千人。用刑完毕，县官命父母将其领回，退还聘礼。但事情远远没有完结。当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离开县衙时，脱下自己的外衣为女儿遮丑。这时，伟大的极富正义感的看客们出现了，他们抢走了衣服，迫使那女子光着身子回家去。
这一幕，纵然是暴力情色电影的大导演也未必能想到。却在看客，这些与案情毫不相关的人们的导演下上演了。估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谈资。事情本身的传奇，加上那女人丰满的血流如注的屁股。
怕挨打不愿从军的武举们
公元1180年，南宋最富热情、最有抱负的皇帝宋孝宗赵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新的补官办法大大提高了武举们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许下了一个光明的发展前途。如果这项办法得以全面推行，武举们便能够进入军中长期服务，以便把他们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日后国家用兵之时，就不愁选不到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武举们进入军界，军官的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人才也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位皇帝对号召武举从军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三年之后，再一次举行武举考试时，冷落的考场依然毫不见起色。宋孝宗困惑不已，他找来主考官王蔺，劈头盖脸对他臭骂一通。王蔺同样困惑不已，从军五年就可以升迁，而担任巡检等官的升迁年限是六年，从军还可以让自己有大好的前途，为什么参加武举考试的人就这么少呢？为什么中了武举的人竟然没有几个选择从军的呢？
1183年的武状元林飙等人拜望王蔺的时候，王蔺问他们是否愿意从军。林飙等人回答说：“实在是不堪忍受军中的笞捶之辱。”
王蔺恍然大悟。难怪呀，武功上没有什么建树的南宋朝廷，在军中却存在着极为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而体罚则是体现官大官小的直接方法。事实上，作为一个军人，挨几下竹板木棒，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对于取得了功名的武举们来说，当众受刑这种从军的家常便饭还是不吃为好。因为军法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皮肉之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王蔺当即上书，奏请宋孝帝下诏，命令军士们对武举以礼相待。七年之后，王蔺成了副宰相，他请求光宗皇帝最终废除了对武举的体罚。从此，武举从军一事稍见起色。然而，为时已晚，病入骨髓的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中兴，终被异族所灭，个中原因实在复杂，按下不表。
郑板桥的不忍之心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期间常有对犯罪者施以刑罚的情况。对于笞杖之刑的施刑位置，郑板桥主张不要打屁股，而改为打后背。为此，还专门在给豸青山人的信中陈述其理由。个中对臀美的赞叹流露出郑青天的一片不忍之心，实在堪称千古奇文。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郑板桥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为臀部鼓与呼，实在是感人之至。不过，也有人通过这段文字揣测郑板桥有同性爱之嫌疑，以我看来，尚不足为据。我们不妨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位颇有艺术品位的老先生，其对人性的关怀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用这样有人情味的语言来表述，着实让人钦佩。
二、酷刑的中国——了不起的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规则是打出来的。规则的制定者，那些帝王们，为了让自己的千秋霸业得以永继，不惜在前人的基础上变本加厉，面对最精妙的人类的躯体，极尽摧残之能事。
文艺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礼记·曲记》中最早见到前半句，而后半句则无可考，怕是后人为了对仗加上去的。这句看似聪明、贴切的下联很是害人不浅，直接造成了人们对于上半句的误解。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刑，可以不加在权贵者身上”，其实，这是大大曲解了原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
典籍中记载的种种酷刑，让人触目惊心者不下几十种，足见规则制定者超常的想像力。此处只略寻几个，便可窥见一斑。
一六三九年的一次凌迟
凌迟之刑是诸多酷刑中最惨绝人寰的一种。是将活人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让人慢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考的被凌迟处死者不下千人。著名者如颜杲卿、刘瑾、郑鄤、袁崇焕、石达开等等。民间悍妇骂人时常说“挨千刀的”，就是指的凌迟。如此咒人，实在是国骂之精髓，先按下不表。明朝是历史上酷刑最多的时代，百官们竟然用鸩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折磨。
明代《瑞严公年谱》记下明末崇祯进士郑鄤被凌迟处死时的情景——
一六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后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口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喋喋不休地嘱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西城察院的官长就位之后，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谁也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
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向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人皮草袋”和“沥青人”
活剥人皮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尤其明朝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载，朱元璋对官员责治甚严，若有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祀土地神，若需要实行剥皮就在此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而且，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夏充彝在《幸存录》中记载：一天，某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