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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吊人之义也！”（《后汉书·公孙述传》）说光武帝做做样子，是因为，光武帝没有对刘尚做出任何实质性惩罚，更不用说惩罚屠杀的指挥者吴汉了。汉光武帝对吴汉的处置竟然是“赐谷二万斛”，以答灭蜀之功（《后汉书·吴汉传》）。吴汉杀降屠蜀，汉光武帝只是表示口头谴责，实际却“赐谷二万斛”，这根本就是表面谴责，内心赞成的阴险的两面派手段，也就是统治者惯用的蒙蔽大众，博取人心的统治之术。有了光武帝的暗示和纵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耿）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的记载（《后汉书·耿弇列传》）。
至于作者引用怀王父老意见，认为“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史记·高祖本纪》）责问如果刘邦和项羽联手屠城阳发生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他们这么快就得了集体失忆症？”并由此否定“刘邦和项羽根本就没有屠城阳”。这种推断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史记》和《汉书》都无一例外地有项梁“使羽与沛公别攻城阳，屠之”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陈胜项籍传》）另外，《汉书·高祖纪》有记载：“沛公、项羽追北，至城阳，攻屠其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不可能都弱智到闭着眼睛说瞎话，捏造无中生有的事实，来污蔑本朝高祖。也不能是笔误，因为这些记载多次出现，彼此吻合。
其次，从当时秦末动乱之残酷来看。和动辄屠城杀戮无辜，“诸所过无不残灭”的项羽相比，偶尔进行屠城的刘邦无疑就可算是一个“宽大长者”了。虎狼当道，当老虎远比狼更凶恶残暴时，处于鱼肉地位的民众，也只能两害相遇择其轻了。偶然屠城的刘邦被誉为“宽大长者”，这显然是民众在秦末战乱中一种苦痛而无奈的表示，难道就真的能证明刘邦就是一个双手不沾民众鲜血的彬彬君子？这种“宽大长者”说法有什么说服力，可以驳倒《史记》和《汉书》多处一致的记载，让作者一口咬定“刘邦和项羽根本就没有屠城阳”呢？
再引一篇关于屠城的
汉晋“屠城”释义
我们都知道现在“屠城”是指战后对居民的屠杀，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汉晋古文中，“屠城”也与与“克城”“破城”混用，与屠杀未必有关系，所以，看到“屠城”就怒发冲冠的指斥为民贼是大可不必的。这个问题很早以前零零散散举了些例子，前段时间见有网友为《后汉书》上几个记载争论很厉害，所以总结下，发上来，请方家指教。
《晋书五行志》详细记载了攻城方怎么用望云气的方法判别哪些城容易攻下，将城上云气分为“坚城之气”和“屠城之气”，并指出对于城上有“屠城之气”者，“其城营皆可屠”。这里所说的“屠城”和“可屠”，显然不是指屠杀，而是针对“破城”和“可以破城”而言。无独有偶，〈旧唐书五行志〉也记载了这么一套方法，通过望云气来预言城池能否攻下，诸如“城上气如灰，城可屠”云云。
把容易攻下的城称为“可屠”的在史书中并非五行志独有，例如〈魏书邢峦传〉记载了邢峦的奏章，称自己平蜀，前军才到梓潼；就有百姓来归附，“新化之民；翻然怀惠”，前去涪城，信心满满，“旦夕可屠”；类似还有〈旧唐书王思政传〉，王思政守城；在城中偃旗息鼓，攻城方“恃其众；谓一战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这里的“一战可屠”，实际和我们常说的“一鼓可破”差不多。
“屠城”用做“破城”有其历史渊源，〈史记正义〉注刘贾“屠城父”，称“屠谓多所诛杀也”，杀伤很大即称“屠”，这和今义常指的战后滥杀有所不同。而〈后汉书〉作者范晔进一步在〈汉书高帝纪〉注“屠沛”一条指明“克城多所诛杀也，故称屠”。原先是多所诛杀称“屠“，后来则因为“克城”往往多所诛杀，就把“克城”也称为“屠城”，这就是“屠城”“克城”混用的原由。
这种混用范晔在其〈后汉书〉中使用颇多，臧宫平蜀，“拔挠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这一系列军事成功，范晔是用“宫连屠大城”总结。再如<；耿弇传>；；记其一生“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范晔对于汉军如吴汉等的屠杀劣迹并无讳言，而对耿弇则未有屠杀记载，这里在总论其一生战功时说的“屠城三百”，只能解作“克城三百”，这也和前句“平郡四十六”的味道一致。
“屠城”作“克城”在汉晋史书上人物直接引语中出现得尤其频繁，大概是当时口语的一种趋势。曹魏司马昭出军灭蜀汉，规划说“举大众以屠城，散锐卒以略野”；东晋王玄谟攻城迟缓，桓护之劝称“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东晋众将想弃北城攻南城，朱龄石劝阻：“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北魏传檄刘宋，自称“十道并进，连营五千，步骑百万，隐隐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溃，以此奋击，何坚不摧”，以上各处的“屠城”，都应以“破城”理解为贴切。
“屠城”的“破城”之意使跟滥杀毫不沾边的事记为“屠城”，刘邦受子婴降入咸阳，蜀汉费诗称为“屠咸阳，获子婴”，晋朝裴秀也在文章中称“汉祖屠咸阳”。曹操受刘琮降入荆州，〈吴鼓吹〉称“众既降，操屠荆”。“屠城”的“破城“之意，也使得在当时史书中“屠城“往往不是劣迹而是功勋；所谓“屠城殄国之勋”，“屠坚覆锐，立御侮之功”在史书中比比皆是，魏帝诏书称赞司马昭“禽其戎帅，屠其城邑”；“去岁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三国志》称黄盖“擐甲周旋，蹈刃屠城”都在此列；此外还有“屠城破邑，神武遂章”，“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等等说法。
“屠城”做“破城”用在汉晋古文中使用得最多，唐宋时也还有不少，唐人李皋写信劝王国良投降，自吹“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宋人称兵卒精锐，“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但到了〈元史〉〈明史〉〈清史〉中，这种用法基本消失了，“屠城”主要用指战后对居民的屠杀；这与今义相同。
作者：武田赖重回复：
我读这个帖子也有些日子了，现在的情况是文章又臭又长，每一段几乎都有错别句和语病句，这说明什么，作者连基本文字素养都没有？还是根本就是很随意的写的这些东西？自从转入东汉阶段以后，每天就是流水帐一样，你这是在普及历史知识吗？只有量而毫无质，还好现在的基本知识错误犯得不是很明显了，不会把匈奴的王后的通称阏氏说成是一个姓阏的女子的名字了。
第七十九章马援祭
一、英雄何处走
公孙述走了，世界上最后一个愚蠢而又可敬的对手，就这样离刘秀而去了。在那一刻，天下大势犹如舞台上一场大戏，戏完鼓停，幕落人散了。
多年以前，当刘秀辗转宛县等地卖谷时，他曾思考过何为天意，并决意去破解这个沉重的历史课题。多年以后，刘秀觉得自己似乎破解了这个历史谜团。在他看来，所谓天意，即为民意。民意犹如长江滚滚东流水，建功立业之英雄，不过顺势驾船，横空出剑，斩断天下乱魔。
我们还知道，多年以前甘于种田的刘秀，想过卖谷，想过去读书，想过别的，唯独没想过造反。然而造反却像妖怪一样，缠上他身，一缠就是十五年。十五年来，他挥舞利剑，横扫天下，群魔尽灭。然而，当他回头雄壮往事时，心头也没有丝毫兴奋和欣尉。
相反，一种莫名的空虚和疲惫，又像一条斩不断的蛇，紧紧地缠住他。这种对战争的厌倦，或许他骨子里就具有。如果不是天下大乱，他还是个本份保守的农民。群魔摇动，逼他东征西讨，等只剩下隗嚣和公孙述时，他就开始厌了，不想打了。
但是，隗嚣和公孙述屡屡不听诏，逼他出剑。现在，他们就像天边一缕云，随云飘散了。仿佛他们来到这世间，就是等那一阵云，将他们化为乌有。
除了战争以外，我们还可以罗列出一大堆刘秀不喜欢的东西。比如，他不喜欢美女，不喜欢音乐，不喜欢美食，不喜欢珍宝……他是一个相当节制又极度睿智的人。这样的人，相当可怕，天下谁要与他为敌，等于找死。这样的人，又无限的逼近完美，简直古代帝王之王。
我们不防想想，如果天下不乱，刘秀可能能混个万元户，被送到县里做个土报告，传播勤劳致富的光荣理念，然后戴着一朵大红花被拥戴回乡。但是历史却是如此荒谬，给他提供了一个巨大舞台，把他推到了巨无霸的位置。
有时候，历史舞台就像奥林匹克竞技场——一切皆有可能。刘秀迈上意外的造反之路，位至九五，犹如当年高祖刘邦，被历史风浪一路高推，推到了皇帝宝座一样。奇迹，仿佛就只属于刘家的。
须不知，刘秀现在还面临着一个沉重的课题，即平定天下后，如何安置身边这帮患难与共的兄弟？
这种问题，刘秀不是第一个碰到，也决不是最后一个。高祖刘邦，就曾集赵王勾践之大成，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范例——在刘家的天空下，所有异姓王，都必须死。于是韩信，彭越，英布等等，一个个接连倒下。他们都恨只恨，恨无翻身之术，捅刘邦几刀。
刘邦这种杀功臣模式，韩信死前早就替他总结了，学名就叫：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我们知道，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