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埃塞俄比亚的这座圣城〃去。
我并不是轻松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相反，在以前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决定竭力寻找各种借口，为放弃我这个完全是赌运气的计划开脱。但是，我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借口，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它们都似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阿克苏姆。
我曾经寻找过约柜的其他安放地，但那些传说中所说的地点，却没有一处存在半点可能性c我曾经想证明约柜已经被毁掉了，但不存在任何有关证据。我曾经想证明《国王的光荣》关于所罗门、示巴女王及门涅利克的记载是假的，却反倒发现这些说法可能是对史实的一种复杂隐喻。约柜当然可能不是在所罗门时代被带进埃塞俄比亚的，但也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约柜在后来被带进了埃塞俄比亚，即在尼罗河上游埃勒法坦岛的那座犹太神庙被毁之后。
所以说，无论学术界的看法如何，我毕竟已经知道我已经沿着自己的这条思路，走到了终点，我已经无法再转向其他结论，无法再回避那个最终的清算了：如果我想保持自己目标的前后统一，如果我不想日后感到羞耻和愧悔，那么，我现在就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到阿克苏姆城去一趟——无论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我心中自私与怯懦的魔鬼如何作祟。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
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
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
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
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
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
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
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
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
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
第六部 荒野
'许多人都认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来找好了，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那么，你就来吧！否则你就活该被称为懦夫……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年的缓期，允许你在今后一年零一天之内找到我。'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传奇》
第十七章 与魔鬼共餐
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国。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必须去阿克苏姆，而最佳时机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个月的18日以前到达那里，我便可以去参加主显节仪式了。我希望那期间群众游行时能把约柜抬出来。
我在耶路撒冷采访过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曾怀疑届时是否会使用真的约柜。〃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会抬出真约柜来，〃他对我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绝不会把它给任何人看。他们会使用一个复制品。〃这个警告出自一个曾怀着目睹那件圣物的希望、亲自去过阿克苏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让我感到心绪不宁。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按原计划行事，而这就意味着要战胜我自己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局势一直对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苏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几年来，他们曾允许十几名外国人到他们的控制区内活动，并且没有伤害过那些人。不过，我却非常担心他们会伤害我。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因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间，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过密切的联系。1982年底，我放弃了自己新闻记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为广大的客户（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书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笔生意是和埃塞俄比亚旅游委员会达成的。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正是那笔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苏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葛瑞姆·汉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邓肯·维莱茨合著：《在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1983年伦敦与内罗毕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很喜欢这本书，因此他们便委托我去完成另外一些类似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是〃。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T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