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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也都受父亲的牵连被诛杀。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剌，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追封李元吉为巢王，以曹王李明作为李元吉的后裔。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庚子日，李渊病重，自知即将离开人世。弥留之际，李渊下诏说：“我死之后，皇帝（指李世民）找个其他的地方继续处理军国大事。我的葬礼，按照惯例执行；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当天，李渊在太安宫垂拱前殿逝世，年七十。李渊过了10年太上皇生活。作为太上皇，又作为开国皇帝，朝廷暗地里进行了多次李渊的葬礼程序谋划。群臣为他上谥号为“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日，李渊入葬献陵。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像李渊的为政一样。
六
在李渊葬礼举行前10天，李世民通知史官，要求亲自查阅李渊和自己的《实录》。
《实录》是史官对当朝皇帝言行的记录。每位皇帝自从登基起直到去世，都会有一本自己的《实录》。这是后世评价这位皇帝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坚持忠实记下皇帝的一言一行，即使有敏感之处也以春秋笔法一一留下原始记录。《实录》因此在帝国政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原则上皇帝是不能查看前朝的《实记》的，更不用说看自己的记录了。
因此，李世民的要求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李世民没有放弃查看《实录》的努力。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主管唐太宗《实记》的编写。有次，太宗不经意地问起：“卿家掌官起居注，都写了些什么事情啊？人君能够看一下吗？朕想看看本朝的记录，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褚遂良严肃回答说：“起居注记录皇上的言行，善恶都要忠实写下，因此对皇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约束。臣没听说过帝王亲自去看自己的历史记录的。”
李世民问：“我有不对的地方，卿家也会记下吗？”
褚遂良：“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李世民还想说什么，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大家都看得见。即使皇上不让褚遂良记载一些过失，天下之人都记着呢。”李世民只好作罢。
一年后，李世民还是达到了目的。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都可以作为将来的规诫。不知道当代国史，为什么不能让帝王阅读呢？”
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必书，因此皇帝不敢做一些非法的事。史官们只是因为怕记录中有违背皇上旨意之处，因此不让皇上阅读。”
李世民辩解说：“我的意图与其他人不同。我看国史，如果有善事，自然不必去说；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记录，我也以之作为借鉴，让我自己能够修正改进。卿家可以抄一份来给我看看。”
房玄龄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就抄了一分删略版的编年体国史呈送给李世民。其中有李渊、李世民两人的《实录》各二十卷。
《实录》返回来后，史官们发现，李世民对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的地方做了批注。房玄龄不久又传来李世民对李渊和自身实录编辑工作的具体指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真正有用的原则就八个字：“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李世民对房玄龄的训话，彻底暴露了他坚持要看当代史的真正意图。所谓“周公诛管蔡”，就是他为“玄武门之变”所定的调子，史官必须按照这个调子执笔。“小心谨慎”的房玄龄完全照办。太宗对修改后的两朝《实录》很满意，对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皆有赏赐。尤其是许敬宗，不仅赐物，并且加官，“权检校黄门侍郎”。
初唐时期的历史就这样按照李世民的指示书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朝初年这一段历史原典就是经由李世民阅读、拍板确定的。
继承人风波
我曾徒步攀登乾陵。半坡上，有人指认某处大石之下就是一代女王武则天陵墓的入口。在那巨石之下安歇着一位悲壮的女皇。她花费毕生的心血建立了女性王朝，最后又回归传统礼法，以嫔妃的身份安葬在懦弱平庸的丈夫身边。
一
武则天花了50年时间去让权力竞技场接受一个女人成为最高统治者。
当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唐朝为周朝时，这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已经为这一天的到来付出了包括青春年华和三个子女（两子一女）的性命在内的惨重代价。相传武则天早期为了排挤情敌，亲手掐死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谁料，登基仅仅是一系列更加错综复杂的矛盾爆发的开始。武则天的周朝在肇建之初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武则天左右支招，惨淡经营，她的王朝也仅仅存在了15年。推翻周朝的是她的子女和大臣们。他们为武则天安排了一年苦闷的“太上皇生活”和褒贬不一的评价。
英雄的暮年，往往让人更容易看清楚英雄本色，折射出英雄的毕生奋斗轨迹。705年，武则天改年号为“神龙”。这一年就被称为神龙元年。也就在这一年，暮年武则天以非常方式被迫离开了权力竞技场。后人称其中的变故为“神龙政变”。
在李唐皇室看来，15年的武周历史并不是一段拿得上台面的历史。历代李唐朝廷对此避讳至极，绝口不谈，仿佛从690年到705年的历史是一片空白。因此原始典籍中留给我们的有关神龙政变的资料非常少，为我们还原神龙政变设置了重重障碍。以《旧唐书》为例，《武则天本纪》对于这次政变的描写大而空：“神龙元年春正月……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戊申，皇帝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这段记载以白描手法讲述了皇太子李显率领羽林军官兵冲入禁宫诛杀佞臣张易之、张昌宗的事。李显趁机摄取政权，武则天传位给他。仿佛这是皇太子李显为母亲武则天做了一件好事，获得了母亲给予天下的奖赏。
而《唐中宗李显本纪》的记载则透露了更多的信息：“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大赦天下。凤阁侍郎韦承庆、正谏大夫房融、司礼卿崔神庆等下狱。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师告庙陵。司刑少卿兼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为凤阁鸾台平章事……乙巳，则天传位于皇太子。丙午，即皇帝位于通天宫，大赦天下，唯易之党与不在原限。”李显的传记相当程度上是与武则天的传记相矛盾的。在李显的传记中，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的主谋并不是皇太子李显。李显只是被动参与者。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等五位重臣策划了杀奸臣逼宫的行动。李显被他们推举为新皇帝。
《旧唐书·列传第四十一》是桓彦范、敬晖、崔玄暐、张柬之、袁恕己五个人的合传。《敬晖传》写传主“神龙元年，转右羽林将军。以诛张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赐爵平阳郡公，食实封五百户。寻进封齐国公。”这篇传记只说传主有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的功劳，对过程毫不涉及。《袁恕己传》则说：“敬晖等将诛张易之兄弟，恕己预其谋议，又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这句话有两条消息：一是袁恕己参与了诛杀奸臣的谋划活动；二是袁恕己随从另外一个重要人物相王李旦（武则天的儿子、李显的弟弟）率领南衙军队参与了政变。《崔玄暐传》也只简单地说：“寻以预诛张易之功，擢拜中书令，封博陵郡公。”崔玄暐有诛贼拥立之功，却不提为什么有这样的功劳。《桓彦范传》是五个人传记中，也是《旧唐书》所有章节中对神龙政变描述最为详细具体的。我们就根据他的传记，再联系其他的枝节内容，尽可能地还原整个的重要政变。
二
698年，武则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群臣奏请武则天召庐陵王李显回京。
如此平淡的表述可能无法表现当时的紧张与复杂。被贬放的李显的回京问题涉及王朝政治的核心问题。问题的来源在于皇帝武则天的性别。武则天是女皇，百年之后皇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李姓的李显或李旦，还是传给同姓的侄子武三思等人呢？在西欧政治上，这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封建礼法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是有关国体国运的根本问题。皇帝姓氏的变更意味着王朝的更替。武则天姓武，由武三思等人继承权力意味着武周王朝的延续。如果由李显继承皇位，则意味着武周王朝的结束，李唐王朝的复辟。
现在大臣们群起请求召回贬放庐陵的李显，集体亮出观点，是对武则天政权无声而釜底抽薪的反抗。
武则天花费了比其他帝王要重得多的代价才攀登上权力的顶峰，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自从登上帝位之后，她就一直思考着继承人的问题。到了晚年后，武则天更是时刻没有忘记这个隐患。内心深处，李家和武家难以取舍。跃跃欲试的武三思等人是自己的同姓后代；李显、李旦两个儿子憨厚老实，为人谨慎，而且都做过皇帝。大臣们心中对李唐王朝的感情难以磨灭，依然希望在自己身后天下能够恢复李姓。从这个角度来看，精明的武三思等人相比李显兄弟来说处于劣势。大臣们用各自的方式劝告武则天应当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