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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您怎样看待香港商界的意见？
现在所谓的商界意见，主要以财团声音为主，甚至是以地产商的声音为主，并不能代表所有商界的声音。商界其实不单只有大财团，反而不少商家的利益，未必和大财团一致，例如他们不愿看到大财团垄断。商界其实和中产比较接近，主要希望在税务负担上，不要承担不合比例的重担。
随着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市民对社会保障的日益重视，您如何看待保险业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港人对市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意识愈来愈重，而人口老化的问题，也令市民更重视自己的退休安排。预计在20年后，香港老年人口将占社会人口的20％以上，所以保险业未来在香港将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您担任45家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和17家公司的受薪董事。由于您有利益关系的公司比较广泛，因此有人认为您作为行政会议成员，很难回避所有利益冲突。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其实只担任5家外面上市公司的董事，其余的大部分公司都是我集团的子公司。我担任公职后，申报了所有的公司名称。实际上，除去我的子公司，我真正任职的公司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我的子公司有的只有名称而并没有实际的业务。
按照规定，行政会议讨论的议题如与我的利益有关，就必须回避。我在行政会议上至今只碰到一次需要回避的问题，那是在讨论有关香港和泰国贸易问题时，由于我是港泰商会主席，我就回避了。仅此一例。假如我是做地产的，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麻烦。香港最敏感的问题往往跟地产有关。我是做保险的，但谈到保险的问题一般不会跟我自己的公司有关系，所以我很坦荡地面对这个问题。
您的座右铭是“珍惜眼前一切，不要令自己后悔”。这是否是您人生经历的总结？
回想18岁那年我不幸患上了血管收缩症，医生替我做过多次搭桥手术，过程很痛苦。现在我身上仍有5条贯穿脑部和肾脏的假血管，每天还要吃很多药。患病初期，我一度曾自暴自弃过。亲戚、朋友的关心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压力，总觉得那些叫你别多想、接受现实的话是骗人的。但日子久了，我问自己：自己的状况是否如想像中那么差呢？其实比自己病情严重、年纪比我小的病人有的是。我相信人生中总有些事情在等着自己。经过三四次手术后，我更加珍惜生命。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现在不但滴酒不沾、不吃煎炸食物，而且坚持每天抽两个小时做运动。从好的角度来看，这个病让我变得更加成熟，如果没有这个病我未必能做到立法会议员。
我不是一个顾家的人，正因为这样，我更加感觉自己做得不够。以前什么都想去做，什么都想去尝试，如今我觉得下一个机会应该给家庭。世上许多事情，这次没有了，还有下一次，但家庭，错失了机会就没有了。我不想将来日日后悔。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我针对媒体有关下届特首人选的猜测时曾表示：4年之后我将不做下届特首、不做立法会议员，让其他有兴趣的人参与。我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两岁多。未来的三四年正是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需要花更多时间，我在专心完成这届立法会议员任期后，想与太太共同承担教育他们的责任。当然，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仍然乐意担任一些公职，为市民服务。
您出任立法会、行政会议、金融保险和社会福利等多项公职，以致在香港有“公职王”之称。您是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的？又是如何适应不同领域的工作的？
其实我已尽量在减少公职的数目，但不少公职都是相关的，我只好尽力而为。最初当然要花时间学习和适应这些工作，我还聘请助理帮我分担一部分工作。但最困难的工作不在公司和立法会里，而在我自己的家里。作为父亲和丈夫，我就不好假手于人，一定要亲力亲为。
您曾经批评香港传媒很多报道“扭曲了原本故事”，呼吁市民“要以批判性对待新闻报道”，为什么？
我差不多每天坚持阅读全港的十几份报章，但又不尽信报章的报道。我们享有新闻自由，这是我们文化和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新闻报道并不百分百准确。传媒希望得到销量和吸引听众，他们为追求趣味和卖点扭曲原本故事，对于事物的本来面目反而不注重。有一次，我就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同一句话在4份报纸上却有不同的演绎。因此，我们只有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新闻报道，才可以了解不同媒体的立场，以免被误导。
曾经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陈智思，虽懂得生命可贵、享受人间喜乐，却不得不经常接近“天堂”。2005年5月，当香港一家媒体请他向读者推荐一本书时，平日很少读小说的他，一下子就想到了《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
被誉为“公职王”的陈智思，多年来虽与书本咫尺相对，但高高堆起的文件却总让他与它们无法接近。而这本美国作家的小说竟有这份魔力，单凭它的名字就能让陈智思毫不犹豫地细读，相信也是这本百万畅销书的普遍趣味所在。而陈智思更有一番个人的体会：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感受，与这本书联系上了。
书一开头，就倒数主人公、游乐场维修员艾迪在生命的最后一小时，为救一个小女孩而丧命。悠悠八十载，他找不到生存价值，直至上了天堂，先后遇到五位与他或擦身而过或亲密非常的人，他们告诉他如何各自与他的生命交错，他才渐觉不再孤独，放下怨恨冷漠，拾起爱和生命的意义。
艾迪来自低下层家庭，没有机会离开小镇外闯，战争又为他带来一条瘸腿；而陈智思乃泰国盘谷银行创办者的孙子，到美国留学，后来接掌父亲经营的保险业务，如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相比起来，艾迪得到的很少，陈智思被给予的很多。但是，两人曾经有着相同点——艾迪对生命的抱怨与失落，就是18岁进入手术室前的陈智思；他们都站在死亡的镜子面前，找到了生存的自己。
陈智思在精力最充沛的年华，患上血管收缩症，先后3次接受“搭桥”手术，换了五条人造的脑部和肾脏的血管。“等待、埋怨、期望，不同阶段，我统统试过。”“手术前的深夜，才后悔没珍惜和家人一起的时间……”陈智思如今投身社会事务、热衷体育运动，在外人眼中他总是那样精力充沛、日理万机，还不时在报章和电视上发表高见，其实十多年来他的烦恼未休——2003年，医生又发现他通往肾脏的血管再次出现收缩的情况，需要做手术，每半年还要例行做身体检查。
书中，艾迪上了天堂才顿悟一切。陈智思在多次手术，也即在死亡边缘来来回回间认识到，每个人所扮演的人生角色，未必是自己喜爱的，甚至无感觉。但就如该书主人公经历过战争、伤残等过程，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一样，直到他到了天堂，才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竟然帮助过很多人。
陈智思的家族事业是由爷爷陈弼臣在泰国白手创业，凭着不眠不休的拼劲，从一个普通职员成为亚洲当时最大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的创办人。上个世纪60年代，陈家代理德国宝马轿车，还是香港最大的米商。父亲陈有庆是亚洲金融集团董事长，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在陈智思眼中，爸爸很开明，从来不会以“指指点点”的方式教导他如何处事。“不论读书选校、选科，以至找太太，我都可以完全自决。”虽然如此，他还是深感来自家族的无形压力。“因为家族从事的是金融行业，诚信要长时间建立，而一个小错就可能使诚信尽毁。”他说，虽然有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指标，但最重要的还是别人怎么看你，是否尊重你。
回想当年在泰国出席爷爷的葬礼，那个场面令人感动。当时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排队，为的是进入殡仪馆鞠躬行礼。要陈智思二选一，在爷爷与爸爸中选出一位对他影响最深的，实在有点难。尽管与爷爷相处的日子不多，但对他来说，爷爷、爸爸对他影响之深，并非他们在商业和财富上的成就，而是他们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和尊重给他带来的启示。“爷爷在商界的地位不用多说，只有小学学历却能创办出曾经是全亚洲规模最大的银行，一定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父亲则是好好先生，永无仇人。”他从爷爷、爸爸身上学会了处事之道。“人为什么活着？是为了得到一时的利益、好处，还是要得到大众的认可？”在他看来，“口碑和受人尊敬比财富更重要。”
正因为如此，陈智思或许在其他事情上不大计较，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是态度鲜明和决绝的。当香港一些政治势力鼓动掀起用“公投”决定2007、2008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是否全面“普选”时，他旗帜鲜明地表示，这是一种不可为而妄想为之的做法，不但对香港百弊而乏一利，而且有违法律依据。在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后，陈智思在报章和其通讯刊物中撰文赞扬他对基层的关怀，对社会福利的承担，表示身为社联主席非常感念董建华。对此，就连一向攻击董建华的媒体都感慨：“现在大家不‘踩’董建华两脚已算很好，陈智思还肯为他花费笔墨，真是政坛‘稀有动物’。”
在父母眼中，陈智思是一个孝子。一次电台请陈智思父子做节目，结束时主持人请陈智思点一首歌送给父亲，他以一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逗得老爸笑逐颜开。每年母亲节，他都要和哥哥“做东”，全家人一起，请妈妈吃饭。
在妻子和两名幼子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