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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对社会服务不了解。他说，没有关系，一个月开一次会，一年开12次会，很简单的。我就答应了。当上主席后才知道其实根本没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月开一次会，差不多每周都要参加两三次有关社会福利的会议或活动。所以，我现在常常对李家祥开玩笑说他骗了我。不过如果当初不加入社服联会，后来也就不可能进入行政会议。所以凡事不能看表面利益，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我读大学时主修美术，与商界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仍然在商界取得了成就；及至进入立法会，当年学的专业一样有发挥的机会。好多人都不知道，立法会的标志，就是众议员推举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议员中只有我比较懂得美术。
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之初，曾表示您在其中的角色，是加强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的沟通与了解。您如何认识这种沟通与了解？
我是保险业的代表，同时我家族的背景是银行业，从政府制订政策的角度，金融界的意见很重要；我虽然不是社会服务界的，但我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主席，代表为香港提供超过9成社会服务的300多间非政府机构；在立法会我所属的“泛联盟”，即5个独立身份的议员，来自不同的专业界别和功能组别，在2004年9月选出的新一届立法会中，我们握有非常关键的5票。董建华先生选我进入行政会议，我想主要是基于我的代表性，不仅可以带入一些不同行业的声音和意见，而且能够争取立法会“泛联盟”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从您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您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是否满意？
我出任行政会议成员以来，香港发生了许多不同的事，从董建华先生退下来到曾荫权先生就任新的行政长官，等等。因此，我在参与行政会议日常事务的同时，还要面对许多不曾预料的事。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挑战。
您很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认为他是行政长官的“最适合人选”； 您也在报章上发表文章，十分感念董建华。可否讲讲您对他们的认识？
董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好人，我从来对他都是充满敬意。他对每一件事，都是从国家和香港的大局出发。香港有的批评对董先生是不公平的。港英时代不鼓励香港人参政，大家光知道做生意赚钱，所以香港政治人才很少。七八年前，包括我在内，绝大部分港人对政治可以说既不懂又无兴趣。董先生敢于出来做行政长官，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归后，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等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看来，他已经做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了，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在金融风暴、非典中受影响的人，把所有怨气都撒到董先生身上，这很不公平。我们都承认，他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表现自己。许多人并不知道董先生在争取中央和内地支持中所做的努力，他为搞好两地关系、向中央反映香港情况，做了很多，但他很少通过传媒或其他渠道讲出来。董先生很勇敢，肯踏出第一步，几年来推行许多新政策和改革，它们都不是一时三刻见效，通常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看到好处。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还要讲求包装。
曾荫权先生在政府服务30多年，熟悉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运作，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管理能力。特别是他懂得如何与传媒和市民沟通，这是作为政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如果要建立一个平稳的管治班子，他毫无疑问是最适当的人选。曾先生和董先生的背景、经历、特长等完全不同，但他未来所面对的问题同董先生是一样的，可能由于手法、策略和技巧问题，他会在政策的解释和推广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困难、压力和挑战是不会少的。无论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支持曾先生迎接这些困难和挑战。
您当过三届立法会议员，如今又兼任行政会议成员，能否结合您的实际观察和感受，讲讲您对改善行政和立法的具体建议？
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我们现在行政会议的构成与港英时代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增加了几位司局长，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完全不同。港英时代的立法局不是选的，是委任的，行政会议所做的决定，立法局一定会同意的；而现在的立法会是选出来的，他们要根据选票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表决意向。不单是那些永远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即使那些和政府关系亲近的政党，他们为了自己那部分选民的利益，在事关经济和民生等议题上，也不一定事事支持政府。比如禁烟的法例可能影响到餐饮业的生意，自由党的选民有不少在餐饮业，他们就会有保留；为防治禽流感要杀掉一些鸡，就影响到渔农界的利益，民建联也有可能有保留。
现在酝酿政策时，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往往只能在较后阶段才能参与制订工作，因此发挥的空间不大。希望在新的行政长官任内，可以改善决策部门和行政会议以及行政和立法的关系。现在政府起草的法案，主动权在政府，行政会议在后期才参与讨论，到立法会要修改时或有争议，因此很多时候在立法会表决时票都很紧张，我所属的“泛联盟”的5票成为左右结果的关键票。曾荫权先生希望友好的政党可以始终支持他，可是并不容易，这也因不同的法案而异。为了通过一项政策，把许多工夫花在拉票上，即使通过也是微弱多数，政府显得很弱势。所以，我希望政府决定的政策在提交立法会之前各政党就能参与，以保证在行政会议和立法会里有足够的支持。但这样做的结果，政党政治有可能太过发展，容易损害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因此，未来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您曾经讲过，一次游行中，看到自己的照片上被打了个大叉，心里很难受，由此想到“考虑公众整体利益时，永远有一少部分人的利益受影响”。以您多年从政的经验，参与决策时如何凭良心和以公众利益为前提？
制订各项政策、法令，如同为素未谋面的人量身裁衣，对大众的影响隐形而又可能很具体，会给一些人的一生及其家庭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又可能帮助到很多人。制订任何一项政策，首先要从整体利益来考虑，我们当然要把80％以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以前我可能因此不太考虑20％人的要求，现在我会在考虑整体利益时，尽可能想办法把这部分人的损失减到最小。比如，在禽流感爆发时，政府一般会关掉所有卖鸡的场所，香港差不多有8000名经营者会因此受到损失。尽管他们与全港700万人相比是少数，但也应该尽量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因此所受的影响减到最小。
诸如此类，我们讨论政策和立法时，常常要面对不同利益的人，在大众和小众的利益间周旋。小众或许与整体利益对着干，但这又是否可以完全不理会他们，不从他们的角度考虑？无论何时，言行决定前，尽量避免轻率。
以您的出身和经历，您怎么了解中下层人的生活和感受，从而把他们的意见带到决策层次？
老实说，以前我的确没有太多机会跟我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沟通、了解，虽然我家里有工人，公司有雇员，但作为对社会的了解，这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以前常听一些人说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曾问过十个朋友，几乎十个都说不清楚社会福利开支是给谁用的。我当了社会服务联会主席后，先后同联会300多间机构中的200多间有了接触，有机会亲身去了解不同的社会问题，才知道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中，59％是独居老人，只有20％是失业人士。
香港弱势社群的问题，如独居老人问题、新来港移民问题、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等，以前我只是听来的，或是从报纸报道中看到的。参与社服工作后，有几次我在凌晨2点钟左右走访一些仍然在街头流浪的青少年，看到一些孩子由于父母每天都在外边做工，他们缺少照顾，很小就辍学在家，没有工作，没有生活目标，有的甚至和黑社会组织混在一起。香港一些人常常批评政府放在社会服务方面的钱太多，他们不知道，社工要花很多时间，五年甚至十年，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状态和谋生能力，完全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成本、效率是不行的。我现在是“双面身份”，一方面，我身在商界要追求商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对社会服务就不能功利化。有一次在跟一班智障青年见面之前，我担心应该如何跟他们沟通，他们会不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是不是需要金钱的资助？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之后，他们给我的只有一个明确而简单的信息：希望社会多了解他们，希望有更多人愿意听他们的心里话。实际上，真诚的沟通就是回馈社会的最好行动。
以往许多年里，服务界和商界之间的鸿沟很深，服务界认为一些商家“为富不仁”，而商家则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完全是政府的责任，甚至认为社会福利开支是“养懒人”。我以自己的“双面身份”，正好可以在趋于两极化的基层和商界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让商界看见有需要帮助的大多数人，同时令社会基层看见有承担的商家。为此，2002年我们创办了“商界展关怀”活动，鼓励商界与社会服务界携手关怀弱势社群。这是香港首个以推动商界与社会服务界建立互惠和紧密伙伴合作关系的项目，得到了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积极回应，从开始时200多家商界的公司参加，到2005年5月已经增加到700多家。企业在参与过程中与社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合作。比如天水围的新移民难以适应香港的生活，社工与商界合作教他们学习理发、烹饪等技能，无形中扩展了新移民的社交圈子，商界也在尽一个企业公民责任的同时，获得了建立紧密劳资关系、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