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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诺耶在谋杀掉第25个少女之后，终于被抓获了。在即将行刑的时刻，这本诡异的小说终于迎来了它惊心动魄的高潮。当充满仇恨的群众围绕在刑场之时，格雷诺耶悄悄地释放出了他制造的致命的香气。书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描述：“聚集起来的一万名男女老幼，像被情人的魅力征服的小姑娘那么柔弱。一种强烈爱慕的、温存的、完全幼稚可笑的爱恋突然向他们袭来……他们喜欢他。”接下来的场景是：香气把刑场变成盛大的狂欢，男人与女人在香气的诱惑下，突然放弃了所有的道德观念，他们迫不及待地把刑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纵欲场所……
而我们的受刑人格雷诺耶带着嘲弄式的笑容站在一旁，他是这场戏剧的导演。他终于依靠香味，成功地控制了人群……而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打量这个怪异的情节，我们会发现，在广场上放纵不过是人的欲望的一次爆发罢了。这些欲望曾经被文明的教养深深地覆盖起来，而香水仅仅充当了诱发这些欲望的诱发剂。
这是一部令人有点恶心的小说，它让我陷入了某种异样。当我的肉体行走在21世纪的北京街头时，我的头脑却停留在18世纪的巴黎。作者帕·聚斯金德说，那时候的巴黎是个充满臭气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叫格雷诺耶的虚构人物，制造除了震慑人心的香水，在每一滴香水后面可能都隐藏着一个美丽少女的生命，隐藏着一种奇异的味道。
这也是一部有关欲望的小说，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下去，香水不过是人类潜藏欲望的一种诱发剂。我们使用香水，要么是为了掩藏欲望，要么是为了诱惑欲望。那个格雷诺耶则是利用香水完成他报复整个世界的欲望。我相信，作者想借助这本小说重复弗洛伊德的结论：人们的欲望随时可能冲破文明的束缚，相比于这些被掩藏的欲望，人类的文明是何等脆弱。，
这个故事有效地挑逗了我的热情。在北京肮脏的地铁里，在人群拥挤的西单街头，当然最重要的还有豪华商场的香水柜台前与散发着浓郁气息的Party里，那个若有若无的格雷诺耶不断地催促着我。他希望我能够攫取那些美丽与香气，希望我发现在每个女人所散发出香气背后所隐藏的故事……我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欲望之中，我沉湎于其中，痛苦并快乐着。
我想我迷上了香水的气息，但是，我却缺乏格雷诺耶的能力。况且这是乏味的现实空间。在空气污浊的写字楼里，我偶然会想起那个生活在16世纪的意大利人毛里蒂乌斯·弗朗吉帕尼，是这个天才偶然发现：香料可以溶解在酒精里。通过把嗅粉同酒精混合，并因而使其香味转到挥发性液体中的方法，使香味从物质中脱离出来，变得生气勃勃。正如帕·聚德斯在《香水》中说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它完全可以同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比如文字与几何学相比。”
这句话在充满丑陋与震惊的全文中，充当了最美妙的音符。在我充满激情地向读者描述了香水中蕴涵的欲望与罪恶后，我想我还应该再次强调香水蕴涵的一个关键点——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抗现实生活的一种最简洁手段。如果说阅读是通过文字，把我们拽人另个空间的话，香水则是通过他的气息让我们获得同样的效果。我是如此着迷于如下一段描述，它阐明了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香水获得的最佳享受：
香水店老板巴尔迪尼在第一次闻到格雷诺耶配置的香水时，他看见自己“躺在一个有黑色卷发的妇女怀里，看到窗台上玫瑰花丛的侧影，一阵夜风吹过窗台；他听到被驱散的鸟儿歌唱，听到远处码头上一家小酒馆传来的音乐；他听到紧贴着耳朵的窃窃私语，他听到‘我爱你’，发觉自己由于幸福而毛发直竖，就在现在，在现在这一刻”。
在路上寻找灵魂
1950年夏天，克鲁亚克在墨西哥城开始了《在路上》的写作。显然，开端并不令人愉快，严重的痢疾让这个28岁的年轻人的英俊面孔时常扭曲，他需要大量的大麻与吗啡让自己舒服些。我时常怀疑，克鲁亚克是坐在马桶上，用一架丑陋的打字机开始他的灵魂流浪之旅的，而卫生间里是大麻烟的烟雾腾腾。整整的三个星期里，在一张长达250尺的纸卷上，克鲁亚克打出了没有空格、没有楣边甚至没有标点的文字。这种畅快的气势似乎只有痢疾与大麻的共同作用才能带来。
我常觉得，阅读《在路上》其实是对克鲁亚克的误读。在傍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在温暖的房间里，这些适合阅读的时间与地点正好背离了“在路上”的精神。我宁愿把这本缺乏条理的书看作一本行动指南，它号召着我勇敢地站起来，告别那因为过于熟悉而变得庸常的生活环境，踏上一条不知目标的道路，并在路上达到生命中快乐的巅峰。我始终假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中阅读它，那是一条在长江上缓慢行驶的轮船，我被拥挤在地下室的一个阴暗的空间里，灯光时明时暗，因为寒冷，我蜷缩在角落里，但我牢牢地抓着这本书。这是个有点怪的场景，它与美国西部那辽阔开放的地带相差甚远，而缓慢的轮船与狄安的每小时90英里的快车也相去甚远。这或许是中国版本的在路上吧。
很显然，主人公狄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接着成为一个年轻的囚徒，他必须凭借不断地奔波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人。狄安的野性与自我无疑打破平静生活的尖刀，令人感到无比畅快——“狄安的智慧……更能给人启发，也更为完整，绝不故作斯文，令人乏味。他那种越轨的‘劣迹’甚至也并不招致愤懑，被人鄙视。那是美国式的欢乐对人生持肯定态度是情感的疯狂发泄，具有西部特征，犹如西部吹来的狂风，发自西部草原的一曲赞美诗，令人感到清新……”而“我”，萨尔，一个作家，一个在内心深处潜藏着躁动不安气质的家伙，狄安的出现则将这种躁动不可阻挡地激发了出来——于是我们上路了，带着无限的憧憬。那些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姑娘，陌生的性，未知的冒险，这些或许可以给厌倦的灵魂提供归宿——“在旅途某处，我知道会碰到姑娘，也伴随着幻想，会发生一切的一切；可在途中，我准会大有所获。”
从东部到西部，再从西部到东部，拦住那些呼啸而过的货车、卡车、轿车还有公共汽车。尽管我身无分文，但是我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我有体力可以付出。迫不及待地寻找途中的姑娘，或许我们可以相互慰藉，性是如此让人着迷，不是吗？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朋友们，我们莫名其妙地碰到了一起，我们都热爱漂泊，因为我们不愿意被束缚起来。丢掉一切无聊的担心，让本能的需要占据我们的心——“迎着社会现实冲刺，渴望面包爱情，不要因为这事或那事而顾虑、担心。”
这极端的放任主义让青年读者们欣喜不已，而疯狂似乎正是战后一代寻求精神安慰的最佳途径，极端的感官刺激不正是帮助我们逃离现实的残酷的最棒的东西吗？这似乎比萨特的悲观论调更来劲。当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纽约时报》称之为“垮掉一代”的圣经，而克鲁亚克则是他们的代言人。
克鲁亚克在替谁发言？早在1952年，《纽约时报杂志》就对这一代做了描述：“‘垮掉一代’成员个性异常鲜明……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长大成人的……他们的青春伴随着战争的混乱……他们既有情绪最低沉的时刻，也有情绪最振奋的体验……他们渴望自由，渴望能在和平中生存，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战争而破灭，他们不得不混迹于黑市交易，沉溺于爵士乐、吸毒、性放纵、打零工，醉心于萨特作品。”
追求放纵感官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不管是狄安还是萨尔，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对于纯真美好事物的向往。我喜欢萨尔和那个墨西哥姑娘的相爱过程中的纯真，萨尔还会不断地问那些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萨尔接下来的想法让我感动不已，“美国的青年男女一旦有机会在一起时他们真的很悲哀，他们得故作老练，无须在行事前进行任何恰当的交谈就立即沉溺于性爱中。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当然这些美妙的感觉被在那些路上的冒险所掩盖。他们似乎在通过这些接连不断的性与历险来掩盖这些对于生命的追问。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甚至感到动摇，萨尔会说：“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是这样的，仿佛在阴森的石头地窖中生活，现在正走上地面，是卑劣的美国嬉皮士、新出现的垮掉的一代。”而未来呢？真的是“倒霉的日子终将到来，你们攀着的气球，再好也不会不往下落，何况那还是一只莫须有的气球。你们会飘到西海岸，可回来时，就得他妈的狼狈不堪，自讨苦吃。”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脆弱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一起，这或许也是“垮掉一代”最动人之所在。对于生命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
尽管《在路上》已经与30年前那一代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它肯定还触及了之后一代代青年们共通的情感。即使像我这样的社会主义好青年，我还没有机会成为物欲横流的一代，对于爵士乐也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今也还不会开车，更没有魄力去打破现实社会的枷锁。但是，狄安、萨尔、邓克尔，这些家伙让我心驰神往，他们体现了反抗生活设置的勇敢，对于希望的追求。而这一点似乎也正是我们所最缺乏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群虚伪的崇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