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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之间的谈判。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达１１次，大多数在公开场合；个别是两人几次重要的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这是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事隔１８年后，毛蒋两人的再次见面。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其实，蒋介石在政治问题上从来没有有过什么“极度之宽容”，无非仍是想作出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有一点倒是确实的，那就是他真正注意的“中心”，在于所谓“统一政令军令”，也就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这是他的原则。
至于，如何具体进行谈判，没有怎么细想，国民党方面没有做准备，当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交对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而国民党方面竟拿不出任何谈判方案。这表明他们对谈判缺乏诚意。
在毛泽东来重庆与他初次见面时，蒋介石说：“任何问题皆可以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既不打算承认中共的平等地位，也不打算以两党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
谈判在军队整编、根据地政权等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争论激烈，谈判的局面是，谈谈停停，停停谈谈。代表谈不拢了，两人最高领导人直接晤谈，有时赫尔利出来调停，说是调停，其实，他是压中共接受蒋介石的苛刻条件。前后，经历了四十三天，于１０月１０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签字时，毛泽东在场。而蒋介石姗姗来迟，他穿军装，佩带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与毛泽东握手。
在毛泽东返延安前，蒋介石与毛泽东会见了几次，并作了两次长谈，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最后，蒋介石面带悲观的神气说，这次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回答说，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
蒋介石这些话听起来很是有点感人。其实他在背地写的、讲的是另外的内容了。关于解放区问题，他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在他的日记中，照旧使用“共匪”之类的字眼以及一些恶毒的词句来称呼、咒骂中共，并“甚叹共产党之不可与同群也”，由此可见，蒋介石当时对毛泽东所说的一些话是非常虚伪的。而且在和谈期间，正在备战。
谈判一开始，蒋介石和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１９３３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册》。美国以接收的名义帮助蒋介石大规模地向华中、华北运兵。陈诚的部下当时扬言：“谈什么判，布置好了就动手。”为了迫使中共就范，他一方面装模作样地与毛泽东谈判，一方面却暗地调兵遣将，去进攻解放区。胡宗南、刘峙、阎锡山的部队都蠢蠢欲动。
谈判期间，双方的军队进行了上党战役。上党属于我晋冀鲁豫解放区，８月下旬，阎锡山部向上党地区进犯。从９月开始，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大体消灭了阎锡山的主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毛泽东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
评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遇事谈判协商，是主要的政党调节机制。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之外，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追求，矛盾与纷争不可避免。应该通过公开、平等、真诚的谈判协商，求得解决或寻找解决的路径。
蒋介石在两党再次合作后，仍把共产党视为“异党”，欲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图谋背离抗日的潮流，不可公之于世，所以他常常施行“瞒天过海”术，置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不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受到国内外的严厉谴责，为了欺骗舆论，缓解压力，信誓旦旦言“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又一次反共高潮的准备；在抗战胜利之初，一方面发出和谈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在积极备战；在重庆谈判协商过程中，隐蔽自己的真实企图，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示阴求阳，诡秘狡诈，这一行为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形成巨大反差。阴谋狡诈可以得逞于一时一事，不可能长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以两手对付蒋介石的两手，文来文对，兵来将挡，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在战场也没有让他得到，不仅没有让他占上便宜，反而消灭了他的数万人军事力量。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赔上自己卿卿政治生命。
治篇第132节 以大欺小（1）
以大欺小，民主党派被“逼上梁山”
各民主党派除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第三党）外，多数成立于抗战前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中间阶级。就多数而言，它们期望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较长时间里，他们的政治态度是相对倾向于国民党的，对被压迫、被屠杀的共产党予以同情，基本没有掌握武装。本可以与执政的国民党相安无事。然而，蒋介石的“异党”理念根深蒂固，独裁成癖，根本不给民主党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大欺小，恃强凌弱，迫其就范，却适得其反，把民主党派逼上了反抗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道路。
事例：
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出现比较晚，中国致公党１９２５年在洪门致公党的基础上，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主体是海外华侨。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施行屠杀政策，逼出了一个“第三党”。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是邓演达、谭平山。邓演达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政治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部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谭平山是中共创建时期，广东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国共合作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他们都是被“通缉”的对象，邓演达流亡苏联，而谭平山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对失败后的南昌起义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对起义的领导者给予了处分，谭平山被开除了党籍，从此，他“像在大海中航行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
在邓演达、谭平山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期望在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另辟一条出路，即所谓第三条道路。１９２８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选举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代理）。１９３０年５月，邓演达回国，与谭平山、章伯钧、李世璋等人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坚持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在政治主张，鲜明地提出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将平民政权的前途定位为社会主义。因其政治主张既不同于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故他们自称为“第三党”。
第三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他们力图建立革命的军队（这不同于后来相继成立的民主党派），并付诸于实际行动。邓演达利用他过去的特殊身份，积极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活动，策动武装起义。蒋介石对其又恨又怕，担心动摇了他赖以生存的黄埔嫡系的基础，下令缉拿，１９３１年８月，邓演达在上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作政治报告时，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蒋介石派戴季陶等人以“探望”为名，企图收买，并说蒋介石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邓演达严词拒绝。蒋介石诱降失败，而且正面临下野的危机。这时，戴季陶向他进言：“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此语与蒋介石一拍即合。同年１１月，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
邓演达牺牲了，第三党作为第三种力量继续地战斗着，随着时代的步伐，其名字也多次改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受震惊的民主党派结成民盟。
在抗战前夕，出现一些叫法不一的类似政党的团体。包括中国致公党、第三党在内的党派组织都不大。它们夹在国共两大政党中间，为了生存，更为了在抗日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和平相处。而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把它们惊醒，促使小党派结成“民盟”。
“皖南事变”使各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蒋介石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其对待政见不同的党派采取如此卑劣、凶残的手段，使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寒而栗。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蒋介石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派势力斗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深深感到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使国民党实施民主政治，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缓冲的作用，而且面对国民党恃强凌弱的霸道政治，感到自身前途岌岌可危。当时，梁漱溟、黄炎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