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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３６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载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上。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贯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基础上，贯彻在以国民党的军队片面抗战的基础上，以国土的大量论陷，大量将士的牺牲和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秉取的一种被动应战的防滑战略。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前提，以游击战的方式构筑起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无疑这是积极的抗战理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这个方略倒是比较贴近他强调片面而抗战的出现的中国当时的情况。鉴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片国土的丧失，蒋介石按照这个方略部署中国军队抗战。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后，他宣称，“我们以后持久战的战场，要在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实际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牺牲，也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通过战时动员，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１７０万人增加到２２５万人。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蒋介石在战略后方的选择上比较对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全面进攻。为了牵制华东地区的中国军队驰援华北，日本方面考虑进军上海。淞沪战役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的７０余个师。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日本统帅部被迫不断向上海战场增援，华北战场的部分军队也南下淞沪。９月，日军统帅部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这样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带成为日军的主战场。
博篇第13节 以空间换时间（2）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华北以后，必然要从山西、河南渡黄河南下，一路直扑武汉，一路进攻西安、兰州，迂回四川。如此，中国就会失去抗战的后方。日本要全面侵华，沪杭地区志在必夺。所以发动淞沪战役可以调动日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至少可以使日军陷于江南水网地带，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故８月，蒋介石派陈诚赴沪视察后，对时局作出明确判断，认为：“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听后表示：“一定打！”陈诚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为了引敌南下，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牲上百万将士的伤者，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论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自我安慰之词而已民。
被敌封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基地和寻找对外联络。蒋介石广泛听取专家顾问的建议，坚定了“经营四川”、“外战入川”的决心。
１９３５年春夏，他视察川、滇、黔、陕各省以后，于７月决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８月，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指出：“我们本部１８省哪怕失了１５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发表谈话说，“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中，他又讲道：“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线之浅狭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南诸省，尢为我抗战策源地带。此为长期抗战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国民政府正式议决迁都重庆，标志着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正式实施。
评析：
“以空间换时间”，是蒋介石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在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讲，他对“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诠释，体现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军事谋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相通的。尽管它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在同一个理论层次，但是理论的基点大体相同，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