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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１９２７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４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蒋介石力图扭转局势，通过冯玉祥等人从中调停，并促使汪精卫最终作出“分共”的决定。汪虽然追随蒋介石“分共”、“反共”，但没有放弃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采取措施，打击汪精卫。蒋汪实际上一起走了反革命的道路上了。然而由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领袖欲、权欲的驱使，他们为了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仍处在对峙状态。在这一回合的蒋汪斗争中，蒋介石暂处下风。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为代价，促成宁汉合流，在南京组成统一的中央政府。不过，汪精卫在这一回合的蒋汪争斗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蒋介石下野后的一个月，汪精卫也被迫下野。
术篇第76节 明争暗斗（2）
３、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蒋介石在下台期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拉拢汪精卫，导演了一场双簧。在他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在广州进行活动，企图拆散粤桂反蒋联盟。汪精卫在拆粤桂联盟的台的同时，率先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议案。１９２８年初蒋介石被请出复职。在这次蒋汪合作中，汪精卫实际上是被蒋介石当枪使。拆散粤桂联盟的阴谋败露后，桂系紧追汪精卫不放，他不得不听从蒋的劝告，逃避国外。汪精卫追随蒋介石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反而落得一个“落水狗”的下场。
第四、政治军事两手并用，再败汪精卫。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１９２８年８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１９２９年３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１０月，汪精卫回国，张发奎、李宗仁、唐生智等表示护汪反蒋。唐生智等７５人联名签署反蒋通电，呼吁铲除全国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采取政治手段与军事手段并用的策略，在政治上对汪派采取强硬手段。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明令通缉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随后南京政府密令侦察封禁改组派上海总部；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武装袭击法国租界内的改组派的一个办事处，当场打死一名改组派中央负责人。在军事上对敌军进行瓦解。一方面争取閰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一方面采取收买、制造矛盾等办法，瓦解“护党救国军”。閰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后，唐生智所联络的将领纷纷倒向蒋介石，到了１９３０年初，护党救国军瓦解。
此后，汪精卫在中原大战期间，被冯玉祥、閰锡山抬出来当旗帜，负责党务。随着冯、閰战败，汪精卫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事实。
评析：
为了掌握中央大权，蒋介石与汪精卫明争暗斗，长达近２０年。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这两个人在权力角逐场，有联手，更有争斗，在联手中伴随着争斗，在争斗中夹杂着合作。就他们的资本而言，汪精卫是国民党中重量级人物，一度掌控着中央大权，而蒋介石则是没有多大声望的小人物。然而，蒋介石是大赢家。在蒋汪争斗中，蒋介石的权术要高汪一筹，更由于军权在握，使自己抢占了上风。
他制造中山舰事件，一举多得，既排斥了共产党、打击了苏联顾问，又挤走了汪精卫；导演双簧，让汪精卫替他背黑锅；当汪精卫联合其他政治集团挑起争斗时，蒋介石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经济资源，文武两手并用，逼迫汪精卫俯首称臣。尤其是在１９３０年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输得很惨，他发表宣言，表示今后愿做在野派，宣布解散改组派。在这一轮的蒋汪争斗中，汪精卫丢了“改组派”，丢了“正统”牌子，把自己的政治资本几乎输光。此后，汪精卫也复出了，但这时的汪精卫只是政治权力角逐场里的一个配角，蒋介石是主，他只是从。使尽全身解数，也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政治角逐格局。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搞什么“低调俱乐部”，与“主战派”唱对台戏，散布“亡国论”，没多久，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组织汪伪“中央政府”，堕落成大汉奸、大卖国贼，遗臭万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角逐中，不仅输在“小气”上，而且在“大节”上也输得一个精光。
术篇第77节 过河拆桥（1）
过河拆桥，用胡又羁胡
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孙中山还曾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就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在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多次联胡又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把他赶走，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他先是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搭乘开放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坛孤立，拉胡汉民助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政治上极度孤立。此时回国的汪精卫到武汉，以国民党的正宗领袖自居，扯起反蒋的旗帜，凭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张旗鼓地讨伐蒋介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４月，胡汉民应邀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