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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侍卫位低而权重的特点，在过去王朝，很多官僚都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侍卫、太监，给他们送钱送物，那当然还有送美女的。为的是想了解皇帝的活动，以便从中找到一些信息，心中有数，超前准备，以防不测。这样，在侍卫、内臣的岗位上奉职，贪污受贿的机会就比较多。
在蒋记王朝，虽然名曰民国，实行独裁统治，其实际情况与封建朝廷差不了多少。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小节要求比较严格，已经同过去生活上的劣迹告别，平时的生活也比较简朴，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对于官员的贪污，若知道了处罚还是很厉害的，但对于身边谋事之人的贪污受贿行为，则往往是责骂而已，不给真的惩罚。
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队长多年，官虽然老是提不上去，但钱却是捞得不少。１９２８年，蒋介石下野，到日本考察。他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再也上不了台，就打着总司令侍卫长的名义滥借钞票，买房纳妾，大办酒席，搞得当地人怨声载道。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家乡人群起告状，蒋介石十分气愤，把王世和叫来，拳打脚踢，狠狠地教训了王世和一顿。但打归打，还是没有把他赶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还是让王世和担任侍卫长。
术篇第55节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2）
蒋介石还有一个侍卫名叫蒋富寿，是蒋氏大家族的人，为蒋介石工作多年，聚敛了不少钱财。在家乡建了一幢豪华的楼房，蒋介石回溪口发现后，问蒋富寿，“这是谁家的房子”，蒋富寿不敢隐瞒，回答说：“是我的”。蒋介石知道凭借他的薪水是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的，便问：“你造楼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蒋富寿一听慌了手脚，急忙看着在场的宋美龄，宋为他圆场说：“是向我借的”。但宋美龄并不知道房子的造价，蒋介石问借多少钱，宋回答的５００元，而这房子至少要５万大洋。蒋介石一看谎言被揭穿，火冒三丈，但又不便当着宋美龄的面发火，只好在事后自我嘲笑说：“看来自家人难用啊！”
这是说的几个对蒋介石忠心，但自己又不太争气，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的内臣。这对于蒋介石来说，误不了大事。在保证安全、严守机密方面是靠得住的。但也有靠不住的。蒋介石的原配妻子毛氏本家的毛邦初，办事能干，对他器重，任用其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国民党空军，所有航空器材大都经过他的手，但正是这个亲戚的不轨行为，使得蒋非常难堪。１９４９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害怕美国会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就让他到美国以私人名义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存起来，这样美国在冻结国民党政府的财产时，就能够掩人耳目。毛接受任务后，将２０００万美元巨款以他自己的名义存起来，等要钱的时候，毛起了私心，不认这一笔账。蒋介石非常恼火，在派遣特使讨要这笔巨款未果的情况下，在美国起诉毛邦初，毛邦初后来逃到墨西哥，２０００万元被他卷走。由此说来，自家人未必都可靠。
评析：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术篇第56节 举贤圈外人，圈内平衡难
对于想成大事，或成就大事已踞高位者的权谋家来说，在权术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两难选择，而举贤用能，与力量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这类的选择。成就事业，应唯贤是举，不论亲疏，不计恩怨；然而，权谋家想成就大事业，想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还必须有山头，结圈子，结党以营私，这就必然在情感上内外有异，用人上内外有别，圈子具有天然的排他性，而且圈又具有无限可分性，圈内有圈，争斗也是死去活来，在圈内与借用的圈外势力之间，在圈内这个圈子与那个圈子之间的矛盾需要平衡；举贤用能与维系平衡是一种两难选择。
事例：
蒋介石在权力角逐场，可以说玩平衡术还是有一套的，但在他所用的人中，要想做到熊掌与鱼而兼得之，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重用杨永泰所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杨永泰，１８８５年，出生于广东高州府茂名县，幼年父母双亡，由伯父收养。１２岁对县应考，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科学制度废除，新式学校兴起后，嗣母把他送到广州求学。在广州不仅受到西方新学的熏陶，而且还受到革命新风的洗礼。在他所求学的学校被解散后，他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是当时该系“四杰”之一。
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政坛党派林立，这为杨永泰提供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投身于党派竞选政治的漩涡中，成为活跃的分子之一，先后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国会议员。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１９１７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１９２８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杨永泰不甘寂寞，希望能够在蒋介石领导的政治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但由于他在所谓议会政治活动期间，长期在北洋政治圈子内活动，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可以挂上钩的人事关系。无巧不成书，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在挖空心思地收罗种类人才。政治利益就这样把两个南辕北辙的人物联系起来。
一段时间，虽然杨永泰淡出政坛，由于他是位有相当知名度的政治性人物，尽管杨与蒋介石并不相识，但他的名声蒋介石耳有所闻。
政治联姻，如同儿女间婚姻一样，需要媒人牵线。这个牵线人就是黄郛。黄郛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外交总长，深受蒋介石的信任，但此时他与冯玉祥不合，想找人替代。当他向蒋介石提出此意向时，蒋问他有何人可任此要职。黄对蒋说：“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听黄郛所言，蒋介石对杨的兴趣很浓，立即约见。杨永泰与蒋介石见面后，胸有成竹，谈起天下大势，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见解颇合蒋介石的胃口，蒋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立即邀请杨担任重要官职。熟悉权术之道的杨永泰已揣摩到蒋介石的用人心态，以退为进，表示不愿为官，声称中国问题太过于复杂，国民党内派系复杂，只愿意以在野之身，为蒋介石尽力。杨的如此回答，使蒋介石更是坚定了请杨出山的决心。蒋介石自喻为刘备，将杨比成诸葛亮。做出当年刘备三请诸葛亮出山辅政的姿态，苦苦相劝。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所粉碎。１９３２年，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