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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善于笼络人心，所以一时也赢得一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感恩孝忠，被他所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的确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
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决定他的用人的局限性。陈布雷之死，翁文灏之离去，在其腐朽，没落的政权下，再会用人的当权者，也只能落得“树倒蜈猢狲”的下场。
术篇第53节 道不同才高亦弃之
以我划线，道不同才高也要弃之
蒋介石举贤用才有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以我为中心，与我同心同德且有才者重用，与我同道不同心者，一般也能任用，而有才，而与自己不同道，不怎么用，更不用说重用了。
事例：
在民国政党史上，人们一般认为中国青年党充当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帮凶，是为蒋介石摇旗呐喊的走卒。其实，蒋介石以自己的独裁利益为尺度，在处理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中，践行着一条原则，这就是道同则谋，道不同则不相与谋。
中国青年党创建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曾琦在法国巴黎成立这个党确定的方针是反共反俄。在这个党创立之初，就积极向国民党靠拢。１９２４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青年党开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的道。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清党”，曾琦几次受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逮捕。
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无视民意，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由于利益目标相近，青年党与蒋介石有着某些联系。西安事变后，迫于全国抗日热潮的压力，也为了其国民党自身的利益，蒋介石决定联共抗日，经过长期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实际上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这与青年党利害攸关。于是，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左舜生等人商量后，由曾琦前往庐山，拜见在那时的蒋介石。曾琦向蒋介石献计献策，要求蒋介石“假抗日，真防共”，也就是“主动的抗日，确保军政领导；加强防共，维持后方秩序”。蒋介石与曾琦两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时，听了曾的建议后表示：“很好，待细加研究了再谈。”在研究了曾琦的建议后，再次约见他交谈了很久。在此之后，蒋介石与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签订了三党（加上国社党）联合“抗日”的换文。
１９４０年，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汪极力拉拢青年党成员，并以“官职”引诱少数青年党人参加其“部”内工作。为了发展青年党的势力，曾琦从重庆秘密绕道广东经香港、上海到南京拜见汪精卫，并在上海设立青年党办事处，亲自领导上海、南京部分青年党徒进行汉奸活动。日本投降后，青年党党员刘东岩受李璜、左舜生的派遣，到上海拉曾琦回四川，继续领导青年党的活动。
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１９４６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１９４８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１００个名额给青年党。
在选举副总统的闹剧中，蒋介石要举荐孙科，排斥李宗仁。而青年党则不愿意举荐孙科。这是因为青年党与孙科的关系疏远，孙科也看不起青年党。在选举过程中孙科不给青年党的面子，连接洽选票的人都不派一个。青年党感到如果孙科当了副总统，蒋孙一致，对青年党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决定支持李宗仁当选，以便利用桂系势力的地位及其与蒋介石长期争斗的矛盾，造成蒋桂之间的新的对立，企求从中渔利。
在投票过程中，青年党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耍了手腕。第一次投票，一百来张的票全部投程潜。一来各候选人只希望初选过关，取得复选权，以维持一点面子；二来由于赵恒惕为程潜拉选票，而青年党一些人与赵恒惕的关系不错，故把票投向了程潜。第二次投票，青年党仍没有投李宗仁一票，使李宗仁的票数不至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第三次投票，青年党把选票全部投给了李宗仁。于是，李宗仁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青年党助李宗仁当选，讨好了李宗仁，却触怒了蒋介石。据蒋介石的近臣说，蒋介石为此事拍案大怒，大骂青年党“不识抬举”，非“教训一下不可”。不久，取消了原来给青年党的一个经济部、两个行政院政务委员。正在这个节骨眼里，曾琦因为牙病住院。医生认为他的这个牙病在国内似乎没有治好的希望，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以此事为借口，给了曾琦两万元美金，让曾琦出国，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游历欧美，进行所谓环球外交。既表示对曾琦的关怀，又达到把与自己不同道的人排挤掉的目的。
评析：
蒋介石是具有多重性的政治人物，为了达到维护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在选才用人上，他有唯才是举，广罗知识分子的一面，还有以我划线，“忠”我、从我者重用，不从我者轻用，甚至是不用的一面，这是他用人的主导面，是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时也由其心胸狭窄的性格使然。
蒋介石对待青年党负责人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青年党靠拢已投降日本的大汉奸汪精卫，丧失民族气节，不仅不应使用，而应予以惩处。然而，蒋介石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抗战胜利后，不作任何处理，而且还加以重用，有失民族大义。青年党在选举副总统中玩弄权术，在蒋介石面前弄巧成拙，受到冷遇，罪有应得。
术篇第54节 “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1）
“内臣”是指帝王统治时，宫内所使用的官员、太监、护卫官长，还可以转义为，权贵们的管家、侍卫之类的贴身人员。封建君王使用内臣，一般都比较讲究，必须绝对地忠心，唯命是从，而且还能守口如瓶，严守皇室的隐秘。其他权谋家对仆人的要求也大体上如此。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二是为了保持正人君子的良好形象。在选用内臣、贴身之人时，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可靠。在这方面最为可靠的可能是亲戚，哪怕是一点沾亲带故的也行。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主人之间有着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会是天然地可靠，至少在他们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我们这里借用“内臣”一词，是指蒋介石的贴身人员。蒋介石注重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在使用内臣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封建宗法思想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即使身居高位，也要遵循人们常说的“宝贵不忘乡亲”的人际关系准则。当他得势后，竭力从自己家乡溪口选拔任用自己的亲戚、近邻，将这些人安插在自己身边，担任内勤工作。
事例：
在蒋介石的侍卫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王世和。他是王贤东的侄孙，王贤东是蒋家玉泰盐铺的账户先生，奉化葛竹村人，在这个店工作达２０多年。他家有个堂妹王采玉，年轻守寡，在葛竹村庵带发修行。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第二个妻子病故后，经王贤东的说媒，王采玉还俗再嫁，成为蒋肇聪为继室，她就是蒋介石的生身母亲。
王贤东年老回乡后，由王世和的继父王良鹤继任玉泰盐铺的管账先生。王家不仅是蒋家的亲戚，而且是至交，有几十年、几代人的关系。对王家人，蒋介石是非常信任的。当蒋介石南下广东的时候，王良鹤托王采玉请求蒋介石带其继子世和去广东从军。对王良鹤的这一请求，蒋介石答应帮助，但要对王世和作一番考察。
王世和原在溪口天生咸货店当秤手。蒋介石当面看他的举止如何，叫他送一篮咸货来。王世和送货到丰镐房，蒋介石命他吊在屋柱顶子上。王因个子矮小，取凳垫挂上，随即用抹布揩去凳上留下的脚印，把凳放回原处。蒋经过观察，认为他做事小心，就答应把王世和带到广东去。开始随蒋任勤务兵，黄埔军校招生时，批准他为第一期军校学生。在王世和军校毕业后，蒋介石没有让他到部队去带兵打仗，而是留其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料理日常事务，１９３９年王世和担任蒋介石的侍卫大队长。
王世和是一个赌徒，常常误时不到，曾两次被蒋介石革职闲置起来；照样拿军饷，一遇机会，又将其起用。１９４４年在蒋介石的黄埔系中的得意门生俞济时接任七十四军军长时，调王世和到这个军任副军长，随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抗战胜利后，王世和在溪口开设王泰钱庄，初聘他人为经理，后自己兼任。
在身边做事的亲戚，虽然经常接触最高当权者，但地位低下，眼看别人一个个升官，自己１０来年里还是侍卫，他们心里总是不太安心。不过，蒋介石对这批人当然有其笼络的办法，那就是在经济上，对身边人非法敛财，争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不堵财路，让其发财，但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显赫位置。
身边的人，往往承担传递信息、保卫安全的职责，虽然官职低下，但在别人眼里即使在高官眼里，他们虽位低却言不轻，不敢小视，各地的高官总是想方设法同他们套近乎，到时候想升官发财，或想办其他什么要事的，好让他们帮助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几句。因为当时，一名外地高官，如果要见蒋介石，必须通过侍卫进行安排，如果不给这些人好处，他就会用各种借口挡驾，使你吃闭门羹。另外，当时全国各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