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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蒋介石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博篇第30节 以退为进，争取主动（1）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那还算只有蒋介石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４月１８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蒋汪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又各人自封为正统，展开争夺权力的角逐。尽管蒋介石极力拉拢汪精卫，想宁汉“息争”，但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排斥他的所作所为心有余悸，更不能容忍蒋无视武汉而在南京另立中央的行径。为了确保自己的“正统”地位，提出了蒋介石必须下野作为各方和解的强硬条件。并发兵东进讨伐蒋介石；同时拉拢宁方中的桂系，与他们“通力合作，共除凶孽”。
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建立起南京政府，自侍立有“大功”，但却处处受蒋掣肘，未能满足夺取大权的欲望。双方貌合神离，互存戒心。在宁汉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对于蒋介石来说控制军队最为重要。当时，他在控制黄埔嫡系部队的同时，乘北伐之机收编了大量的北洋军阀旧部，这些部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一些嫡系将领虽装备优良，但在胜利的情势下，骄横放荡，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也不强。战事失利，尤其是他所指挥的部队，协同白崇禧部与孙传芳等部北洋军作战时，全线溃退，引起舆论大哗。
在蒋介石四面楚歌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机向他摊牌。白崇禧拥兵自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遗将将不听。他心里明白其中缘由，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无可奈何地表示：“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此言一出，其谋士吴雅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雅晖等文官竭力主张蒋介石留存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李宗仁也透露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感到内外交困，难以应付。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校芯舱蚴兀种远ǎ虼薄Ｕ獠唤黾窃亓怂笔钡拇常一贡泶锪怂酝舜挠Χ灾摺！ �
８月１３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博篇第31节 以退为进，争取主动（2）
８月１４日，蒋介石率其心腹和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在这里，看望家人，接见外国记者，浏览故乡山水，在下榻的雪窦寺，常与寺中的老僧谈经文说风水，还报生辰八字，求签问卜。和尚恭维他：“从此逢凶化吉了！”很是对他的心思。蒋介石此时看似轻闲，实际另有打算。他之所以主动要求“下台”，是要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某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超脱纷争，待时机成熟后，他再出山收拾残局，以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
因此，他“下野”后，仍紧紧掌握着权柄的另一端，并没有放弃对时局的控制。他回到了溪口，以电台与自己的亲信联络，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南京政府。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誰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