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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２０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博篇第26节 挑起迁都之争（1）
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１９２７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１２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１２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９月，从武汉致电谭延辏А⒄啪步疲骸拔洳撕螅校ń猿疲┘葱肴脍M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辏г诠阒葜鞒纸械摹＝槭肟阒莩鍪Ρ狈ナ保烧啪步砉竦持醒氤Ｎ裎被嶂飨费雨＇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１０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６师之众，实际有２８个团，照军编制，可称１０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３４个，会员数增至２８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武汉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决议案，并积极加以实施，为世人所瞩目。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赞扬说：“贛战既定，党政府迁鄂之议立决。年前中央委员纷纷北上，实行在武汉组织政府，谋政治上的建设，以巩固其地位。军政与外交统筹兼顾。”这种果敢之精神，“令中外人士为之钦敬”。
蒋介石看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表现出坚决地反帝反封建的倾向，看到高涨的工农运动，同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根本不可能受他控制，这对他很不利。李宗仁说：“就形势而言，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共产党人吴玉章评论后说：“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这些分析切中要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
博篇第27节 挑起迁都之争（2）
蒋介石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间，把张静江、谭延辏Т庸阒萁拥侥喜菇亓袅瞬糠秩〉澜魅ノ浜旱牡持醒胫醇辔焙凸裾保冢保梗玻纺辏痹鲁酰米栽谀喜倏酥醒胝位嵋榈诹瘟偈被嵋椋欠ň龆ㄖ醒氲巢亢凸裾ㄗつ喜；岷笥霉竦持醒氲拿宸⒈硗ǖ缢担酉衷谡尉卤憷鸺醒氲巢考肮裾υ葑つ喜乱蝗罩醒胫葱形比寤嵋楣鲋醒氲巢考肮裾さ睾螅傩星ㄒ啤Ｋ婧螅酱尾僮菽喜位嵋樽鞒鼍龆ǎ笪浜撼闪⒄畏只幔馍⒘偈绷嵋椤Ｔ饩芫螅痔岢鲈谀喜倏竦持醒肴幔员阌栈蠊竦持醒胛钡侥喜础！ �
他还亲自到武汉游说，遭到抵制。据他当时的随从人员张治中说：“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鲍罗廷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迁都武汉已是大势所趋，蒋介石无法更改，不得不在２月初同意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即日开始在武汉正式办公，结束临时联席会议，并重申准备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