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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哟……”小早川拿出支票一看，真是没有填上日期。
“我在那边也忘了填，被橱原君提醒后才发觉。今天晚上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你喝醉了哪。”八重子说。
“别胡扯，我还没喝过瘾呢。你把乳酪和熏鱼拿出来。”
八重子出去后，植田除去笔套，用钢笔填上了日期，接着从书橱里取出威士忌酒。
“你瞧，这是‘老派儿’〔这是一种苏格兰威士忌酒的商标名称，英文是“OLdPARR”，据说“派儿”是指活了152岁的汤玛斯·派儿（1483—1635〕。〕牌的。”植田说。
“啊，太令人高兴了。”小早川嚷遣。
象小早川这种战后的青年人，这天晚上还是第一次接触那么名贵的威士忌酒，他看着眼前这琥珀色的液体，不由得舔了舔舌头。
“的确，你那天晚上喝醉后，只好住下了。不过九点钟以后植田就外出过那么一次吗？”鬼贯问。
“哎，因为他外出回来后一直在屋里喝酒，他妻子也一起在场的。”
小早川好象很敬服植田，他对鬼贯在这种事上盘根究底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小早川眨眼睛的频率逐渐加快了。鬼贯装做不曾注意似地继续询问。他从小早川口中获悉，当时植田说去内衣商店而离开家的时侯，大概是九点零五分。
“植田回来时又是几点钟呢？”鬼贯问。
“这时莫札特的乐曲刚刚结束，所以大概不到九点三十分。”
由此可见，植田大概离席二十三分钟。假如植田是凶手，那么除了这二十三分钟他不可能另有机会去作案；而二十三分钟的时间是足够去青山作了案再赶回来的。所以侦查的焦点理所当然集中在这段时间内了。鬼贯觉得首先需要查明植田去内衣商店是否确有其事，其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弄清楚书房内的座钟到底准确不准确，因为伪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的最通常的做法是拨动时钟的指标，在时间上让别人上当。
但是小早川这个青年人认真严肃地说道。
“座钟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和我的手表所指的时间完全一致。如果还是不敢相信，那么你可以去找荞麦面馆核对，他们送面条来正是九点整。
朱骛子的母亲见女儿回到了家，便为女儿忙这忙那的，侍侯女儿在饭桌前坐下后，问道：
“晤，情况怎么样？警方调查的结果怎祥了？”
朱骛子刚才利用午休的时间去见了鬼贯，打算探问一下下文如何。她去公司的时侯是怀着希望的，神采奕奕，相比之下，她回来的时侯却很沮丧，神色黯然，可见朱骛子是“出师不利”了。但是做母亲的还是忍不住，非问不可。
朱骛子没有马上动筷子吃饭，她那小小的脸蛋平时显得很天真，这时却像是老了不少。
做母亲的再一次问遣：
“你瞧，茶全凉了哪。警部〔警部是员警官之一级。〕先生怎么说？”
“……没有用。”朱骛子表情悲苦，像是把嚼着的黄连往外吐似的。
“猿丸先生好象也在怀疑副科长植田博人是杀人凶手，然而这个植田具有可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先生说完全无懈可击。”朱骛子对母亲说。
面对母亲失望的神情，朱骛子倒像是很起劲地说了起来，
“案件发生的时侯，据说植田君在新宿的自己家中请朋友喝威士忌酒。虽说曾经考虑过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万一时钟被人做过手脚了呢？然而连当时送荞麦面条去的面馆的时钟也核对过了，它们标出的时刻完全一致。”
“哟，这可为难了。”母亲说。
“植田这个人中途曾离席，到一家内衣商店去还钱，因为植田借过商店老板橱原的钱。这也确有其事，商店老板证明植田来还过钱。”
“我说阿骛哪，植田他不是有什么兄弟和表兄弟吗？要是拜托兄弟做替身的话，植田的朋友和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很可能会轻易上当，人的眼睛是靠不住的。现在的人哪，只要你肯出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呢。”
朱骛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她否定了母亲的好心分析，说道：
“你说的这一点并没有遗漏掉，已经调查过了，植田给他的朋友、给内衣商店的老板都开过支票，所以支票上就留下了植田本人的笔迹。而警部先生从银行把那支票借出来送到警视厅的检验室鉴定过了，确定支票上的笔迹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可以肯定是植田本人所写。可见在家中饮酒的人，出现在橱原内衣商店里的人，都是植田本人，不可能是替代的。换句话说，植田绝对不可能去青山高树町杀了人再回来。”
“但是，植田去还钱给那家内衣商店老板，这事毕竟有点蹊跷。也许植田确实是去内衣商店还过钱，然而他就不能利用那段时间坐计程车驰往青山吗？”
朱骛子的母亲总想努力找到一条破绽，她继续无力地挣扎着。因为确认植田是凶手的话，隆吉就无疑能回到女儿身边来了。
“你说的这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从植田家步行到那家内衣商店，只须六七分钟的时间。植田来回的时间和内衣商店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绝对去不了青山的！”朱骛子说。
植田是九点零五分从家中出去的，七分钟之后，在九点十二分到达内衣商店。植田和内衣商店老板闲扯了十分钟左右，给老板开了支票。老板留植田再聊一会儿，植田因为有客在等着，没有答应，向老板告辞回家了，回到自己家中是九点二十八分。可见，即使雇了计程车植田也绝对没有往来青山行凶的多余时间。朱骛子想，举出这些资料给母亲听的话，只会把母亲的脑袋搅昏，所以就没再往下说。
“难道那个内衣商店的老板不会撒谎吗？他就那么可信？”朱骛子的母亲又问道。
“哎，他没有撒谎。当时，有一个住在附近的某公司职员恰好来店里买衬衫，这个职员看见了植田。听了警方调查得来的详细情况，连我也觉得植田那‘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是可信的。”朱骛子回答。
“这么看来，凶手是别的人罗？”
“不，不是这么回事。猿丸先生说：‘凶手肯定是植田。’他说：‘可以肯定，鬼贯君是被植田假造出来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所蒙蔽了。’可是这个假造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又毫无破绽……”朱骛子低声嘟哝着，像是讲给自己听似的。
朱骛子的母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才好，只得不胜怜悯地注视着女儿。她曾经扳着指头翘首盼着的结婚后的和睦日子，就如同一场美梦而已。
“别那么悲观失望，天无绝人之路。喏，把碗递过来，今晚我做了阿骛你最喜欢吃的炸虾饼呢。”朱骛子的母亲强作欢颜，嗓音明朗，像是在替女儿鼓气。无论怎么说，在当时那种场合下，再也不容易找到更加适当的话了。
且说这个时候，鬼贯正在国分寺的自己家中独自吃着晚饭。他一个人过着连小猫都没有一只的独身生活，晚饭当然很简单。
鬼贯回想起白天在虎门的咖啡馆会见针生朱骛子的情形。当他把调查结果告诉朱骛子时，她的神情懊丧极了。想到这些，鬼贯觉得很不是味儿，下颚不由动弹起来。根据内衣商店老板和荞麦面馆老板提供的证言，植田博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成立，就不得不相信二阶堂隆吉是凶手了。
话虽是那么说，但是鬼贯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中了植田的圈套，所以这桩案件老是在心头萦回。若要说这种想法有何根据，那连鬼贯自已也不得其解。他放松了肌肉，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依然放心不下地冥思苦索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他总算发现，问题是在植田的支票上。
据小早川所说，植田在开支票的时候忘了签日期，植田是从内衣商店回来后补签的。对于这件事，鬼贯表面上像是听听算了，但内心里总觉得植田的行为有些反常——对一个开惯了支票的人来说，那毕竟有点粗心过份了吧。
可是仔细一想，似乎又没有必要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再耗费精力侦查一番。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鬼贯又觉得这其中好象潜在着某种目的，植田也许是故意那么干的。鬼贯便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到了当事人植田的地位上来分析，还反复考虑。如果植田他在签名问题上不那么干，会产生什么不方便？
鬼贯认为，恐怕植田预料到员警会怀疑他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也一定料到员警会怀疑那个在书房里吃荞麦面条、喝酒的人到底是植田本人还是替身？植田博人有两个兄弟，一个名叫雅人，一个名叫猛人，所以植田一定料到员警在迫不得已时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植田请求兄弟来做替身，并和妻子合谋，他植田演的这出戏不是不可能瞒过证人眼睛的。所以植田有必要预先明确，那个与小早川一起喝酒的人除他植田外不可能是别人替代的，于是就考虑到只有采取留下笔迹这个办法了。而开支票就是实现这一办法的一种手段。
要是在开支票时把金额数、署名、日期等专案一次填好的话，离家之前是他植田本人这一点虽然可以毋庸置疑，但是从内衣商店回来的男子究竟是不是植田本人就没法得到确证了。于是植田必须设置一个证据，以证实从内衣商店回家的人确实仍是他植田本人才行。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要招致不必要的怀疑，也就是为了使他植田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无懈可击。因此植田就采取了在离家前和归家后分两次留下笔迹的办法。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好象并不是非支票不可，也可以利用写字台上的笔记本写下些什么字迹。其实不然，植田的目的是为了替日后留下证据，要是小早川不慎将留下字迹的纸遗失，那就麻烦了。鉴于这种情况，植田想到支票倒是最理想的—支票这贵重物品会使对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