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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但是由发脾气的双亲或监护人兽性地猛击、敲打，有时杀死新生儿，则是一种比较新的罪行；当这种罪行的后果大约在1944年头一次被一位美国放射学专家卡菲大夫注意到时，他认为：送给他作X线检查的新生儿骨折病例的大量增加其起因必定是由于一种新的骨病——一类骨质脆弱的疾病。这种病人可以在一般游戏时甚或自发地发生骨折。这种所谓卡菲氏综合征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内并没有被真正地认识。后来又有一个美国人西尔弗曼大夫证实这些骨折的新生儿的骨骼结构完全正常，他们的骨折是外伤性的，看管孩子的那些人所作的解释不可能导致这种损伤。两年以后，1955年，又两位美国大夫伍利和埃文斯，直率地指出那些父母或监护人应当受到谴责。
没有人想相信这些。严重受伤的新生儿频繁地被送到医院治疗，又被送回伤害他们的人那里去照料，这样只有再次受伤。卫生督察和儿童福利官员们仍然轻易地被那些非常难以置信的辩解所蒙蔽。关心此问题的人很快就明白了，英国也有一些类似案例，只是他们常常没有被人注意罢了。艾里克·特纳大夫1964年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写道，“真正需要的是在报刊的头版登载一宗著名的诉讼案件”。一两个月后，我恰好有一个这样的案例。
事情发生在1963年12月，一位名叫劳伦斯·迈克尔·迪安的人打电话找医生检查他四个月大的女儿苏珊·穆恩，因为她已死在摇篮中。他说她几天来“精神不好”。医生注意到并指出一些体表的挫伤。迪安说几天前她的头部撞到摇篮上。这位医生过去没有诊治过这一家人和这个小孩，于是他将情况报告了验尸官，后者命令进行尸体解剖。解剖时，弗朗西斯·坎普斯大夫发现一处颅骨骨折，几根肋骨折断，肝脏破裂和多处新鲜挫伤，特别是在腹腔内、颌下和头皮下更为明显。做父亲的解释说。当他发现女儿呼吸停止时，他作了人工呼吸，给他作口对口呼吸，以致折断了她的肋骨；为了使她的头抬起来，握紧她的喉部，因而造成她颈部的扼痕；用手在她的心窝上加压，可能引起了她腹部的损伤；由于摇动她可能使她的内脏破裂。奇怪的是这些解释竟然被接受了。通过验尸得到了一个“死因末详”的裁决。
迪安自由自在地走出来了，并在苏珊·穆恩的母亲生她的另一胎孩子前，搬去苏塞克斯郡，同她结了婚。这个男孩随他父亲姓迈克尔，但他只活了五个星期，死在一位医生的怀抱里。迪安说孩子一直很健康，但用瓶子喂食后，他开始哭叫。“我将他抱起来，他就不哭了，”放回摇篮后，“他的呼吸声音很粗，”于是迪安将他抱下楼。一位邻居带着他父子俩找到附近一个医生，后者将他抱着并摇摇他，想把他唤醒过来。但婴儿已经死了。父亲的解释是那么不符合情理，那位医生并不需要仔细观察就怀疑起来。小尸体被送到盖氏医院给我进行解剖。
我发现尸体的6个不同部位包括头部在内有19处单独的新鲜挫伤，上腹部有深挫伤以及肝破裂，迪安于是对一些损伤作了解释。他说当在他的膝盖上喂养小迈克尔时，婴儿滚了下去，在试图救他时，“我将膝盖提起来就碰到他的腹部，”我认为不能接受迪安的说法。
两例死亡都报告了检察官，一起以谋杀罪审讯迪安。1965年1月19日于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他被宣判有罪。这是英国判这类案件为谋杀罪的第一个案例。但是“流言”在增长，迪安的案子刚结束，我从中央刑事法院第一庭走下楼来到第五法庭，给另一件虐待婴儿案作鉴定。当谈到我发现婴儿体表可数出的损伤共有73处时，震惊了全法庭。五天后，我在雷丁市给另一个由于父母的残暴行为致死的婴儿作鉴定。那个母亲经常将她的孩子双手绑在身后，关在卧室里，使他不能跑出来；但孩子冲到浴室，摔倒了，撞着头部；在结冰的温度下躺着，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早上他被发现死了。我的尸体解剖表明，他被打了许多次，至少被踢过一次。
这个雷丁案被送给地方治安官员，他们所能作出的最重的判决只是六个月监禁或是罚款25英镑。老实说，对这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这样的处理是十分不够的。
在北部乡村，一个六个月婴儿被他的父亲在面部猛击一掌，打得如此凶狠，使他一辈子成了瞎子。法医学鉴定证明他的面部有60％都是挫伤，一条腿受到严重挫伤，X线检查显示股骨骨折，脑出血。但又是判刑六个月。
另一桩案件发生在曼斯菲尔德，一个四个月婴儿的父亲受到同样的判处，因为他烧了孩子的脸，打断了一条腿和一条臂，并割掉他的舌头以制止他的哭喊。这人告诉一位侦察警长说：“这孩子从来不亲近我；他老是打扰我，弄得我发了脾气；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我还是爱我的娃娃。他偏要继续哭叫”。
如果对这些父母的处罚不当，哪里还谈得上对儿童的安全保障呢？在走向我生命的尽头时（七十年代中期），虐待婴儿的发生率明显地下降了，主要是由于对这种令人不安的犯罪，在大多数医生、护士、保护儿童中心等组织中引起了高度警惕的结果，也可能是由社会工作者，而较少地由精神病学者去处理那些可能拿自己孩子出气的精神上受压抑的双亲的结果。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公开演讲和向杂志写稿，以使人们正确认识其真正意义：一种严重的犯罪潮流，即使不能完全制止，也必须被控制下来。
问题继续存在，婴儿们仍然受虐待，有时是致命的。据国家预防虐待儿童协会1977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估计前一年有约8000名婴儿受到虐待，其中约有100人因伤致死。
法医生涯四十年
作者：K。辛普逊（英）
伍新尧 郭朱明 译
郭景元 祝家镇 校
22．蛆虫之谜
根据警方记录，解决凶杀案，几乎没有比英格兰和威尔士更有成绩的了：他们每年约有150宗凶杀案——不包括从法律上看的他杀——只有少数几宗未解决。但是警方不知道的凶杀案有多少？受害者被埋掉，或者，更糟糕的，被当作自然死或灾害死而火化的又有多少？将尸体藏匿得永远不能被发现或永远不能辨认为人的遗体的又有多少？
当然，这不过是猜测罢了。可是，的确有一些凶杀案逃脱了侦察，因为有一些案件的揭露纯属偶然。例如，彼得·汤玛斯的尸体只是浅浅地埋葬在布勒克尼尔树林中，直到两个13岁小孩寻找钓鱼饵时才偶然被发现。
他们寻找的鱼饵是蛆虫，这是在动物尸体上产卵的苍蝇的幼虫。1964年6月28日星期天，金汤尼和华保罗这两个小孩来到布勒克尼尔树林，希望能象先前一样找到死鸽子或死兔子。
他们来到离树林小道几步远的一个用草皮胡乱堆起的小土墩旁——其上松松地盖着山毛榉树枝，发现有一堆正在翻滚的又肥又白的蛆虫。他们高兴极了，立即用手扒开草皮，根本没有闻到什么臭味。可是，突然他们发现了一条腐败的前臂，一端连着一只手的残余。
钓鱼的计划没有开始就终止了。他们是有头脑的孩子。他们丢下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些珍贵的肥白蛆虫，跑到最近的警察所。他们以很值得称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值班巡官报告：“树林里埋着一具死人．。”
很快，警方就把我从在特灵别墅里星期天的午睡中叫醒。下午5时，我和伯克郡探长阿瑟·劳生一起到了现场。立即着手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挖掘松松掩埋的尸体。当我移开草皮块和山毛榉小枝时，每做一个步骤都进行拍照。环视周围，附近并没有见到山毛榉树。劳生告诉我，在布勒克尼尔树林中也没有山毛榉树。这具尸体是否在别的地方死后被移到这里呢？探长很仔细地勘查现场，却未发现相应的轮胎痕迹或脚印。
这是一具男性尸体，仰面躺着，衣服齐全，头上缠着毛巾。他被丢在那里有多长时间？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死了多长时间呢？靠测量尸温来判断已经太迟了，尸僵也已经发生过而且早就缓解了。尸体正在腐烂。警长估计其死亡必定有六到八周时间了。
我告诉劳生：“至少已经死了9到10天，但大概不超过12天。”他怀疑地凝视着我说：“奇怪，蛆虫会那么快就吃掉这些肉。”我提醒他：“我见过一具尸体10天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些蛆虫是一种青蝇的幼虫。从肉眼看这种苍蝇的幼虫与其他的青蝇的幼虫并无异样，但仅仅孵化时间略有不同。因此当即把这些标本保存起来。这种青蝇的生活史很简单，通常在白天阳光下产卵，天气温暖时，第一天即孵出幼虫。幼小的“一龄幼虫”8～14小时后蜕皮，再过2至3天“二龄幼虫”蜕皮。“三龄幼虫”即“渔夫蛆”，经5～6天狼吞虎咽地取食后，变为蛹。这里所看到的幼虫是成熟的，实际上是老的、肥的、懒洋洋的三龄幼虫，但还不是蛹。因此，我估计蝇卵是9至10天前产下的。外加育蝇到达尸体需要一点时间，如此计算死亡是发生于6月16日或6月17日。
劳生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厅失踪人局，得知一个名叫彼得·汤玛斯的人6月16日在格罗斯特郡莱迪尼家里失踪，而且警察厅的探长法伯已去那里帮助地方警察调查。法伯对布勒克尼尔树林的尸体很感兴趣，尽管远隔100多英里路，他于当天下午也赶到现场。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又有大量的蛆虫，我决定先检查暴露部分——头、颈和手。在检查颈部时，看见喉头左侧有一小滩血，其他部位没有。这是体内唯一的一滩血。喉部同侧的小骨被压碎，很容易取出。
我对警察说：“他的喉部受了一击，不是勒扼而是打击。”
“是那一类型的打击，大夫？”法伯探长问。
“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