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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上岸。
孙中山没有想到，远处已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自己，并悄悄记下他的所有行踪：坐二等舱、带了一件行李上岸，乘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去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他才上车，晚上9点50到达伦敦的圣班克拉斯（St。 Pancras）车站。从行李房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Haxeux Hotel）旅馆，此时已是深夜12点。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几天前，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已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来函：“粤东要犯孙中山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杨儒立即密令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查办。
然而，孙中山对清吏的跟踪一无所知。他在旧金山还曾摆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有所警觉的孙中山虽然在登船时用了“孙逸仙”的英文简写，但这也没有逃过清政府密探的眼睛。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很快接到杨儒密函，他一再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代拿孙中山，但遭到英国外交部拒绝。明暗两条线路，清政府都没有放过，龚照瑗于是托人找到英国一家私人侦探社——斯赖特侦探社一路侦查孙中山的行踪。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对于跟踪，他毫不知情。
10月4日，孙中山照常在康家聊天，康德黎提醒他还是应该注意防范，因为清驻英使馆离他居住的地方非常近，孙中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要是愿意，倒可以进去拜访一下。”二人相视而笑。康的夫人严肃起来，说：“不行啊！使馆的人见了你，立刻就会缉捕你送回国。”孙中山在伦敦又拜访了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在与孟生的谈话中，孙中山曾问到满清驻英使臣是谁，并问：“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打消他的念头说：“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虎口。”孙中山也点头应允不去。
贸然闯馆遭不测
就在孙中山与康德黎、孟生谈话没过几天，1896年10月11日，他就被监禁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了，从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
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进使馆被囚禁起来的呢？是被绑架、挟持、诱骗进去的，还是自己闯进去的呢？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多年来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孙中山被“诱骗”进清驻英使馆，是流传了数十年的一个说法，至今还被很多人作为信史引用，包括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这种说法也源自孙中山当年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我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我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我一起走，请我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衣，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然而伦敦蒙难的真相，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了使馆，从而遭到一直求之而不得的清官员们的囚禁的。
一心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曾经在清廷驻美使馆宣讲过革命，但是使馆人表面赞成孙中山的想法，实际上却想从香港富商那里捞取好处，根本不关心革命。不过孙中山对于驻英使馆并没有畏惧，他想尝试。另外，孙中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还以为在伦敦并没有认识化名“陈文”并且已剪掉辫子的自己。孙中山还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认为“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这些或许都增加了他闯使馆的勇气。
在被抓前一天，孙中山已经闯过一次使馆。
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路过清使馆的门口，遇到专学造炮的留学生宋芝田，向他询问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请他引见，于是进入了使馆内，见到了广东“老乡”的四等翻译官邓廷铿，孙中山在海外“遇同乡分外惬意”。
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时格外亲热。不幸的是，孙中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还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告别之前，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也抓住孙中山的胳膊观赏金表，一眼看到了上面露出了“sun”的英文刻字，他立即恍然大悟，站在自己对面的竟然就是清廷重金悬赏的对象，但他不动声色，稳住了孙中山。
孙中山心满意足地告辞后，使馆内已是如临大敌，一片忙乱。邓立刻把自己的大发现告诉了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继而龚照瑗大使与马格里等几位参赞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采取行动。
清使馆早已得知孙文的动向，却不曾料想他会自动送上门来。10月11日上午，按约定时间，孙中山又兴冲冲地进了使馆。他并不知道，这时使馆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吃过午饭，邓廷铿请孙登楼，参观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假装无意间碰到了参赞马格里。邓廷铿邀请孙中山参观自己的房间，邓、马二人一起引着孙中山继续上楼。马格里先进了预备好的空房，作开门待客状，而邓廷铿则守在门外。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外面立即加了锁。马格里开口说，你并不姓陈，你的金表内刻的“孙文”二字，你一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马格里告诉孙中山，他必须待在这个房间，“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这时，马格里出来，邓廷铿又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对于孙中山当时贸然前往清使馆的行为，很多史学家认为过于草率，不应是他的作为。然而当时的孙中山远没有深思熟虑的习惯，革命的情势错综复杂，往往掺杂着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的情绪。虽然孙中山当年在脱险后所写的《伦敦蒙难记》里形容自己被诱骗、劫持到清驻英使馆，但这些说辞在晚年时被他自己几次在戴季陶、胡汉民、陈少白等多人面前推翻，他说这种被劫持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和制造舆论效果。
孙中山被关押第二天，使馆也明白，在英国擅自抓捕会造成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们接国内发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驻英公使龚照瑗已致电总理衙门，汇报计划专雇船运这一“要犯”回广东，需要7000镑，具体实施的人是参赞马格里，他以要运一个“疯子”回国为掩护，开始和轮船公司商量。
已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开始苦苦思索逃离虎口之策。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请求他捎一张纸条出去。但柯尔反应冷淡。孙中山把纸条塞进他手里说：“如果你不能带出去，就请把它从窗口丢出去。”但对孙中山充满排斥与戒心的柯尔却把纸条交给了马格里。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机会，但都没有成功：他把裹着硬币的纸条投到窗户外面，希望能被路人发现。但那张纸不巧碰到了绳子上，又落回了孙中山自己的窗口外，他又央求两位英仆中的另一位帮助拾回来。但那位仆人捡到后直接交给了马格里。结果，马格里不仅派人把房子周围的纸条都捡了个干净，而且当天就命人将窗户安上螺钉，让它不再能自由关闭。
此时的孙中山不免心生沮丧，自感“堕落于穷谷中”。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10月15日，他再一次向柯尔求救，为了能让柯尔理解他的处境，孙中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国皇帝要杀的基督徒，想要改革社会。
尽管不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道理，但柯尔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国内清政府总理衙门已回复龚照瑗，让他立即用商船把孙中山押运回国，“七千镑不足惜”，又叮嘱，在上船时应给孙中山加镣铐，“管解亦须加慎”。
康德黎与孟生的大营救
1896年10月15日，葛兰旅馆的主人见孙中山几日未归，心中颇为疑惑，就跑去问康德黎。康德黎也很焦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7日夜里11点半，康德黎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推门出去却未见到人，只见到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吾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Lin Yin Sen。
原来，这封未署名的信是好心的霍维夫人送来的。已经6天没见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