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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勃然，于是并生心厉。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何作为报也！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
大使难当
《人间世》这一篇，上面讲到颜回欲其入世，为帝王之师，想如何来纠正一个“人主”。“人主”是古代历史上的观念，古代所谓的帝王，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普通就叫“人主”，现在所谓讲大老板。孔子告诉颜回，想改进这个老板是不可能的，还不如退而自修。孔子讲入世的难，几乎比出世修道还要难，所以自己要注重自修，这个做功夫的方法，就提出来“心斋”这一段。这是《人间世》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叶公子高将使于齐”，庄子则引用积极入世的人，拿历史的故事说明人生入世的许多道理。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也，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
庄子的笔下又写出了孔子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是讲外交官的学问，春秋战国外交官的资料多得很，这是一段孔子教外交的办法，我们将来假如写一本书，就叫“外交官的修养”或“外交官的哲学”。
“叶公子高”是楚庄王玄孙尹成子，名诸梁，字子高。“叶”是地名，在民国是河南的叶县。春秋时是一个诸侯，叶国。叶公子高将到齐国去当大使。大使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行人之官”，青年同学注意啊，看到古代历史上说的“行人”，就是现在所谓外交官。我们都晓得中国文化有一句名言，弱国无外交。在一个动乱的时候当大使很难，尤其在古代，在敌我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互相为仇敌下当大使的人，反正这个头啊，是提在手上玩的。庄子这个时代正是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的外交，尤其是代表国家政治的外交官，就是第一线上的战士，随时有危险，有时候去了就不能回来，有时当场就被杀掉了。譬如五代时的冯道，几次当大使，他的诗：“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记载跟随大使的办事人员，半路死了，埋在荒沙野地就完了。中国外国都一样，这种事例很多很多。
因此叶公子高就来问孔子，“王使诸梁也甚重。”古人有一个礼貌，名字有一个官名，有一个小名。譬如小名，父母可以叫，朋友是不应该叫。官名，老师，父母可以叫，譬如古代做官，皇帝也可以叫，部下就不好意思叫了。像叶公子高，一般都可以叫，他自己来给孔子讲话，必须要称自己的本名诸梁。他说大王派我去当大使，这个责任太重了。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苏武牧羊十九年回来后，官职不过为典属国，等于是现在的外交部的一个负责人，管理附属的国家，还不是外交部长。所以在古代当大使，责任太重了。叶公子高说：我担负了齐国大使这个任命，齐国在当时是一个强国，它对待大使很有礼貌，这还好办，它并不重视代表一个国家的大使，那么我要达到外交的任务，要说动齐王，“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候乎！”“匹夫”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的意志，你想变动说服它都很难，何况一个国家的领袖。所以啊，我心里头很害怕。
“子当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 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叶公子高说：老师啊，你平常已经告诉我的话，凡是作人做事，国家大事乃至朋友之间的个人小事，很少有一切事情的成功永远是高兴，是圆满。这就是佛学说的道理：娑婆世界，万事都有缺陷，没有一个是圆满的。孔子也讲“寡不道以欢成”，“寡”，就是很少。“不道”，不合于一个法则，不合于一个什么法则呢？“以欢成”，就是高兴地、圆满地完成任务。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去完成任何一件任务，很少有圆满完成的，都很痛苦地成功。所以人世间作人做事之难。如果担负一个政治上的任务，外交的任务，或是做个公务员，事情如果不成功，任务达不到，则必有“人道之患”，或者给皇帝杀了，或者给敌人杀了，或者去坐牢，或者是其它祸害出来，或者路上被行刺，比如美国的总统给人打一枪。有时候，国家的大事成功了，你可以说，这下我成功了，在当时非常辉煌，而在历史上是一件很糟的事，“则必有阴阳之患”，受冥冥中之天道，遭遇到很坏的果报。或者说一个任务给你办成功了，就会被社会，被人所妒嫉。所以做人做事，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能不管成功与失败，做到没有后患的，只有最高道德，得道的人才能够做到，普通人不容易做到。这就是人生住世的最高处。
赵宋是第二个南北朝
我们中国人应该懂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尤其是宋朝的历史很有名。研究宋代历史，有个最妙的事情，一个领袖，要么是绝对的军人出身好办，要么是绝对的文人起来也好办，由军人而变为一个读书人，像赵匡胤两兄弟就难办，从好的方面来讲，天性比较仁厚，雄长的气魄就比较薄弱。自从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以后，因为晓得战争的痛苦，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冒险，所以把燕云十六州在地图上一划，他不管了。宋朝的建国，版图非常狭小，治权所及的地区，实在小得可怜。辽、金、元始终雄踞在北方，西边有夏国，南边有大理国。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三百年。所以严格地讲，至少我不承认宋朝算是一个朝代。如果我们从历史统一大业的观点来说，整个南北宋三百年间的政权，只是与辽、金，乃至西夏等共天下，彼此分庭抗礼，等于东西晋以后第二个南北朝的局面。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宋朝在文化的发展上，蛮光辉的，历来的传统历史学者，秉承一贯的正统观念，都以宋朝为主，但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来看，南北宋与辽金元，都是服膺在中国文化的大纛之下，各有千秋，辽金的文治，比起宋朝，并无太大的逊色。这一观点，也许是我对历史的看法不同，但大致不会离谱。尤其希望青年同学们，不要忽略了当时辽金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大系的关系。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以及他的子孙，北方都没有统一，而且实在也怕统一，不想统一。所以宋真宗，历史后来给他的谥号叫“真宗”，这个“真”字，是很妙的，他也是搞宗教的。当时全国都想统一，他为了不想打仗，为了使老百姓乃至知识分子不提出来这个意见，就拼命提倡宗教来迷醉朝野，认为上天的意志，是要好好修道，不要再打仗。当时最大的顾忌，就怕宰相王旦不同意。开始是试探，结果没有办法沟通。宋真宗有一次请王旦吃饭，吃完了以后说：“我看你那个宰相府上啊，家用也很清廉，有一个小礼物，你带回去。”王旦带回来一看，是黄金。王旦考虑了一夜，实在睡不着。皇帝送红包，就是叫自己不要反对，也只好不说话。后来王旦就宣布，我老了，天命该退休了。
名臣寇准
宋真宗那个时候，跟金国处在战争状态。这段历史是非常有趣的，我们读历史要看清楚。当时最有名的宰相寇准提出来，主张宋真宗到前方御驾亲征，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冒险的事情。老实说，宋真宗并不愿意去，好在他还是接受了寇准所坚持的决策。结果宋真宗到了最前线，看见金国精锐的部队，与自己只隔一条黄河，心里很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