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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并决定这一夜就睡在蛇麻中间。
那一天碰到的那些流浪汉比平常还要坏，使我至今还感到害怕。他们中有些长相极恶的歹徒，在我走过时紧紧盯住我，或停下来叫我走回去和他们说话。我跑开时，他们就用石头朝我扔来。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家伙——从他带的工具袋和炭炉，我判断他是个补锅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对我死死地盯着，然后用那么大的嗓门吆喝我回去，以至我停了下来往四处看。
“叫你来，你就来，”那补锅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个头撕开！”
我想回头是上策。我走近他们，想用一脸笑意来安抚那锅匠，这时我也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你去哪？”补锅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补锅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我从伦敦来，”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补锅匠问道，“你是个小扒手吧？”
“不——是——的，”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补锅匠说，“我要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
他用那只空着的手比划了一下，又把我从头到脚打量开了。
“你有买得了一品托啤酒的钱吗？”补锅匠说，“如果你有就拿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并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拿出来了。
“我很穷，”我强笑着说，“没一个子了。”
“啊哈，什么意思？”补锅匠说着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生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戴我弟弟的丝围巾，”补锅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我脖子上取下并扔给那女人。
那女人大声笑了起来，好像她以为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她把围巾扔还给我，像先前那样轻轻点了下头，做了个“走”的口形。我还没来得及走开，补锅匠就把那围巾从我手里夺走，胡乱往他自己脖子上一绕，把我像片羽毛一样就给推开了。然后，他骂骂咧咧地转向那女人，把她一下打倒在地。我看到她往后跌倒在硬硬的路上，躺在那儿。她的帽子跌落了，头发在灰尘中变成了白色。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景。我走远后再回头看，只见她坐在人行道上——那是路边的一道堤——用披肩一角擦去脸上的血，而他却往前走了，那场面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一次的险遇使我很怕，以至从此见到这种人走来，我就后退到一个可以躲的地方，在那里呆着，直到他们走远得我看不见他们了才出来。这种事却常常发生，于是我的旅行也就大为拖宕了。但就在这困难中，也和在途中其它一切困难面前一样，我似乎一直得到那幅有我母亲的画面的图画支持和领引，在那图中，母亲是我未出生前正当韶华年岁的母亲。这幅图画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心中。我躺在蛇麻中过夜时，它在那里，早上我赶路时，它与我同行；它一直在我前面走。从那以后，它在我心中总和仿佛在暑日烈焰下昏昏瞌睡的那阳光灿烂的坎特伯雷大街连在一起，也和那里的古宅、大门和那有无数白嘴鸦绕顶飞翔的庄严灰色的教堂连在一起。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那荒凉又宽阔的荒原时，又是那幅图画用希望减轻了这景象的凄凉。我逃走的那五天里，我还未到达我旅行的最重要目的地前，我还未实实在在走进那市镇之前，那幅图画都不曾离开我过。可是说来也怪，我脚蹬破鞋，勉强支着那受够了风吹日晒而衣衫褴褛的身子站在我企盼已久的地方，这时，那幅图画就如梦如幻一样消逝了，我又陷入孤苦伶仃的沮丧中。
我先在船夫中询问我姨奶奶的消息，得到的回答各式各样。一人说她住在南福尔兰灯塔里，结果把胡子给烧光了。一人说她被绑在港口外的大浮标上，只有在两个潮汐之间的那段时间才能为人看见。第三个人说她被关进了麦斯通监狱，罪名是偷小孩。第四个人说有人看到她在上一次大风时骑在一把扫帚上，一直往加莱①飞去了。我又去向马车夫们打听，他们也是那样开玩笑而不正经。最后，我向店铺主人们打听，他们不喜欢我的样子，一般都不听我说些什么就说他们可没什么东西能打发我。我这时觉得这是我逃走后最悲伤最困难的时刻了。我已花完了所有的钱，也再无它物可以典卖；我饿，我渴，我累；我似乎和在伦敦那样远离我的目的地。
那天上午就这么在打听探访中过去了，我坐在市场附近的街角一家空店铺的台阶上，正在考虑到先前提过的那些地方去蹓蹓时，一个赶车经过的车夫掉下了一块盖马布。我把那东西送给他时，他那一脸的和气使我有勇气问他：能否告诉我特洛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这问题我问了太多次了，这次我都几乎没法开口了。
①加莱是法国地名，与英国隔英吉利海峡相望。（译者注）
“特洛伍德，”他说道，“让我想想。我也知道这个姓。老太婆吗？”
“是的，”我说道，“没错。”
“腰挺得板直的？”他挺起身子说。
“是的，”我说道，“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带着一个口袋？”他说，“一个很大的口袋——脾气孤怪，对人很严的？”
当我承认这描述无疑很正确时，我的心沉了下去。
“喏，那我告诉你吧，”他说道，“你走到那儿时，”他用鞭子指点那些山坡，“就一直往右走，走到向海的一些房子时，我想你就能打听到她了。我认为她什么也不会给你的。喏，这一便士是给你的。”
我好生感激地收下那赏金，用来买了块面包。我边吃，边朝那朋友指的方向走，走了好久，还没走到他说的那些房子前。终于，我看到前面有些房子了；走到那儿，我就进了家小店，那是我们家乡常称作杂货店的那种小店。我进店后请人们告诉我特洛伍德小姐住在什么地方。我是对柜台后的一个男子说这话的，当时他正在给一个年轻女子秤米；可那女子以为我问她，就转过身来。
“我的东家吗？”她说，“你要找她干什么，小家伙。”
“我想，”我答道，“和她谈谈，可以吧？”
“向她行乞，你想？”那姑娘道。
“不，”我说，“不是的。”可我马上想到我来此地其实并非为别的目的呀，我好不惶恐，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我的脸发烫。
我姨奶奶的女仆——从她说的话我这么推断——把米放进一个小篮就走出了小店；她告诉我，如果我要想知道特洛伍德小姐的住处就跟她走是了。我所想要的也不过如此；可我当时是那么激动，我的腿在下面不住地抖。我跟着那青年女子，不久就来到一座很整洁的小房子前，那房子还有明亮亮的半圆形小窗户，房前有一个铺满石子的小四方院，你也可以说是还长满了被精心栽培而香气四溢的鲜花的小花园。
“这就是特洛伍德小姐的家，”那青年女子说，“喏，你知道，我只能说这么多了。”说着，她就匆匆往屋里走，好像要把带我来此地的干系推个干干净净。我被留在花园门前站着，闷闷地从门上方朝客厅的窗子里张望。窗子上挂着纱帘，纱帘的中间没扯上。透过窗棂可以看到一个弧形绿色大屏风或一把扇子，还有一张小桌和一把大椅子，我不禁想姨奶奶那时也许正好不神气地坐在那儿呢。
我的鞋那时已处于万般凄惨的境况了，鞋底已一片一片地掉了，鞋帮也破绽得难以被再认为是鞋了。我的帽（也被我用作睡帽）又扁又皱，就是被扔到垃圾堆上的脱了柄的破镐和它相比也不会不好意思了。我的衬衣和长裤上沾着暑气、露水、草屑、肯特的泥土（我在那泥上睡过觉），再加上破烂，当我站在门前时，我姨奶奶小院里的鸟儿也受了惊吓。从离开伦敦后，我的头发就没碰过梳子和刷子。由于没受惯风吹日晒，我的脸、脖子和手都被烤成了紫褐色。我从头到脚都是白垩粉和沙土，就像刚从一座石灰窑里出来一样。就这么一幅样子，还对这幅样子有强烈的自觉，我等着向我那严厉的姨奶奶介绍我自己，让她接受我这样的第一印象。
有那么一会儿时间过去了，客厅窗子依然那么平静，以至我想她可能不在那里。我抬眼看看那上面的一扇窗，只见一个头发花白而神情愉快的男子在那，他怪怪地闭着一只眼向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再笑笑，就走开了。
我已经够心烦意乱了，被这意想不到的动作弄得更加心烦意乱，于是就打算走开去想想怎么了结才好。就在这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女人，她帽子上又扎了条头巾，手上带着园艺手套，身披一条像收税人的大围裙那样的大园艺口袋，手拿一把大刀。我马上就知道她是贝西小姐了，因为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子，和我可怜的母亲常描述她当初走进我们布兰德斯通鸦巢的花园那大模大样完全一样。
“走开！”贝西小姐摇摇头说，并向空中挥动那把刀做了个砍的动作，“快走开！这里不许男孩来！”
她走到花园的一角，弯腰去挖一棵小树的根时，我战战兢兢地望着她。我勇气丧尽，只抱着豁出去的想法了，于是我轻轻走过去，在她身边站下，用手指碰碰她。
“对不起，小姐。”我开始说。
她吃惊地抬头看看。
“对不起，姨奶奶。”
“呃嘿？”贝西小姐叫道，我还从没听过人们用这么吃惊的口气说话呢。
“对不起，姨奶奶。我是你的孙子。”
“哦，上帝！”我姨奶奶说着，一下坐到了花园的小径上了。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我出生的那晚，你去过那儿，见到了我亲爱的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