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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度变动而迁至查塔姆。在这里，查尔斯一直住到九岁。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刻下的。
由于查尔斯从小瘦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同僚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对人们说启发他对知识的渴求和书本的酷爱之人是他母亲。他母亲伊莉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有一点拉丁文。他回忆起母亲教他认字时的情景几乎和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借大卫之口讲的一样——“我还隐隐约约记得她教我认字时的情景，现在，每当我翻开识字课本，看到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它们那有趣的形体、O和S的好性情，仍和当年那样跃然于纸上。”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这间书房和查尔斯的房间相连，故他能自由出入。这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可从主人公回忆中读到，作者删去的只有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廉价读物的书名。在查塔姆的生活是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以至他对这段生活常常回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对这段生活的生动叙述。他九岁时，约翰·狄更斯又调回伦敦，家人也随之迁去，对查尔斯说，这是他不幸的开始。
由于约翰·狄更斯和妻子不善理财，一家生活陷入困窘，只好紧缩开支，搬到伦敦最穷困的街之一——贝赫姆街。在这里，他没有可以勉强与之为伍的男孩，家人这时也很疏忽他，他不再上学，而是擦一家人的鞋，去当铺卖东西，他一下陷入了孤独境地。他后来很辛酸地对友人说：“当我在贝赫姆街狭小黑暗的后阁楼里，想到我离开查塔姆所失去的一切，我真想牺牲一切——如果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话——只要能进入任何一所学校……”
实际上，他也是在一所学校学习——这里的生活正在向他教授生活的知识。他开始对穷困、饥饿有所了解，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下层的生活描写异常生动。可是他的家长为什么忽视了他呢？查尔斯有次回忆起父亲时这么说道：“我知道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宽厚的人。他对妻子、孩子或朋友在生病时的所为都令人赞美不已……任何事务、工作、职责，只要他承担下来，他总满怀热忱地去做，准时完成得让人夸。他勤奋、耐心、精力充沛。他以我为骄傲，……可是，由于他生性不拘小节，加上当时拮据，他好像忘了我应该受教育，也完全没想到他在这方面应对我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他仍受着生活这位最严格的教师的教诲。他的父亲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靠他母亲来挽救残局。他母亲找了所房子，在门上钉了块大铜牌，上书“狄更斯夫人学校”。小查尔斯也做了帮手，他挨家挨户送了建校通知书，可是没人来上学，而他的父母也没真正做过准备，打算接受什么人上学。终于，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押解到马夏西监狱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我当时信以为真，”查尔斯对福斯特说：“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把这一节事实和他探监向船长“借餐具后和父母共进午餐的事都详详细细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不过把他父母打扮成米考伯夫妇了。
小小年纪，查尔斯便要分忧了。先是把家里东西一点点卖掉，早在写《大卫·科波菲尔》前，他就把这些细节向福斯特讲叙过，在书中，他又把它们再现了。收购旧书的商人入当铺的老板和店员，都是和他幼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人物。
但是，最令他伤心，也极少被他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他只对福斯特讲起这段旧事，而且每次讲到都伤心万分，讲完后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下面是狄更斯在自传中的一节有关此经历的介绍：
“也是我命中不幸，我自己常常痛苦地这样想。那个曾在我家住过的亲戚詹姆斯·拉默特当了黑鞋油店的总管……，他建议把我送到黑鞋油店作工……在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开始做学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么轻易地被人遗忘了。还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从我们来到伦敦后，我受到屈辱，一直做着别人不屑做的苦差，竟没任何人对我表示同情——对我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没人向我父母建议是否设法送我去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书，而这在他们还是办得到的。
“这家店铺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是最边沿的一所房子……它那镶板房间、腐朽的地板和楼梯、地下室里到处乱窜乱跑的灰色大老鼠，从楼下传来的老鼠尖叫声和打斗声，那地方的污秽和腐败，又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出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里……还有两三个孩子和我做同样的工作，挣同样的薪水……鲍伯是个孤儿，住在他姐夫家；保尔的父亲在一家剧场工作，兼任消防队员；保尔的一个小妹妹在哑剧里扮演小妖精的角色。
“我堕落到和这些人为伍，把这些每天的工友和我快乐童年时代里那些伙伴比较一下，眼看我那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物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当时那种完全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所处的地位上所感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我，我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们想和竞争心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因之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诉诸文字的。我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出了名，受到别人敬爱，生活愉快，在睡梦中我仍常忘掉我有爱妻和娇女，甚至忘掉自己已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段岁月中了。”我们在《大卫·科波菲尔》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不过鞋油店换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当我们读到小大卫发现自己要和米克·沃克尔和白粉、土豆为伴时，他深感痛苦，泪水掉进了他洗瓶子的水中，这时，我们联想到作者的经历时，怎么不为之心动、落泪？我记得，当译到这一段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写下去，泪水几次把稿纸打湿。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个孩子心底的呻吟——和嘶喊不同，这呻吟拨动了人心底的细弦，使其颤抖，就像眼看一株弱小的嫩芽在暴虐中无力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又不能不看一样地让人心碎。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比饥馑、疾病、甚至夭亡还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后来做了努力，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往往效果不佳，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因这创伤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悲剧，这些都已由批评家们作过介绍了。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笔财富，他不仅因此了解了伦敦下层社会，还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尽管许多批评家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查尔斯·狄更斯的“自我”，所以虽然狄更斯反对人们把这本书说成他的自传，而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仍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了解了狄更斯的童年后，我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狄更斯的童年，可是却有一点明显与狄更斯生世不符，那就是大卫出生时已丧父，九岁时又丧母。而狄更斯写这部书时（一八四九年动笔，一八五一年完成），其父母均健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而在这本《大卫·科波菲尔》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玛莎，特拉德尔特，爱米丽，斯梯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给能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皮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弗洛依德对《大卫·科波菲尔》非常感兴趣，并因这本书而对书的作者“深感钦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书对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做了很出色的表现。狄更斯本人也许根本不像H·D·劳伦斯那样意识到潜意识里的对父亲的反抗和对母亲的依恋，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深深感到：活着的父亲几乎都不是好父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断送儿女前程；而活着的母亲尽管也都不是好母亲，但她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们善良，尽管她们不是那么有学识。大卫的婚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大卫爱朵拉，就因为后者和他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好看而没头脑的大娃娃，她和他母亲的优点一样，缺点也相同，所以成了大卫心目中母亲的替代。后来，爱妮丝出现，更多地取代了一个有理智、高智力的父亲地位。因为狄更斯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溶入了写作，他一直希望得到母亲多多的关注和爱抚，也希望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