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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描述知识分子在当时革命运动中的动向的《寂寞》（1936），反映“三？一”起义前后朝鲜的农村面貌的中篇小说《鼠火》（1933）。数月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故乡》（1933）。
1931年和1934年，日本当局对朝鲜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大搜捕，李箕永两度被捕，并被拘禁了一年多。1936年1月出狱后，他仍然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的长篇小说《人间修业》（1936），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讽刺手法暴露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另一部作品《春》（1934），借助朝鲜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在日帝殖民地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前夕，李箕永避居江原道金刚郡所属的一个山村里，从事农业劳动，直到1945年8月朝鲜解放。
朝鲜解放后，李箕永积极参加创建北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工作，很快发表了短篇小说《开辟》表现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
1948年春至1949年，李箕永创作了解放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土地》（第一部）。这部小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反映出解放前后朝鲜农民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成功地塑造了翻身农民郭巴威的形象。解放前的郭巴威是个孑然一身、一无所有的雇农；解放后，他成了自己的生活和国家的真正主人，生平第一次以充满喜悦的心情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郭巴威从自己在解放前后、土改前后生活的对比中，亲身体验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并尽全力投身于建设和保卫新政权、新生活的斗争。他是一个纯朴、热情、刚毅和顽强的劳动者，作品通过对他忘我劳动的描写，高度赞扬了他为建设祖国所作的贡献。这种艺术的刻画，带有几分传奇的色彩，表现了主人翁高度的革命责任感。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李箕永除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时事评论外，在战争和战后时期，还写了不少反映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作品，如《复仇的纪录》、《江岸村》等。
1952年夏天开始，李箕永着手写作三部曲《图们江》。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分别于1954、1956和1961年完成小说的第一、二、三部。它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爱国义兵斗争，写到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直至朝鲜人民迎接解放。
六十年代以后，年届古稀的李箕永，除继续完成《土地》第二部（1960）外，还准备写作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土地》第三部。正如作家自己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他完成了这些创作计划，他将通过小说《图们江》、《故乡》、《土地》，反映自1900年起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半个多世纪内，朝鲜人民斗争的一个侧面。
李箕永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曾任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朝鲜作家同盟常务委员，现任该同盟的委员长。由于李箕永对朝鲜人民所作的贡献，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曾授予他劳动勋章和国旗勋章。
二、《故乡》
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解放前朝鲜进步文学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小说以1930年前后的元德村为背景，表现了这个村的农民在革命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带领下，为反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发起的抗租斗争，同时穿插描写了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中，工人们为支援农民的抗租斗争而举行的同情罢工和义务捐助。《故乡》比较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朝鲜的社会现实，从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掠夺，显示了朝鲜人民的逐步觉醒和坚强的斗争意志并赞扬了他们的高尚理想和道德面貌。
李箕永在中译本的序言《给故乡的读者》中写道，“元德村农民们反抗地主恶毒榨取的斗争是故乡的基本梗概”。即是说《故乡》所反映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及其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则由于当时苛酷的审查制度，未能直接揭露，被迫隐诸纸背。不过作者还是把日帝的殖民统治当成重要的历史背景作了必要的交代，如作品开头的最初两节，就描写了挎洋刀、穿洋服、说日语的日本警察走进了二地主安承学的家，通过他们的对话，交代了金喜俊的行踪。这就很自然地提起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和事件的纲，确立了人物之间——革命力量的代表者金喜俊同日本殖民统治的象征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朝鲜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安承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另外，作品还对纺织公司的日本经理作了一些描写。所有这些描写虽然简略，却不失为画龙点睛之笔。
《故乡》作为朝鲜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初尝试，其突出标志之一是把刻画具有革命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金喜俊的形象，作为创作长篇的重要任务，而《故乡》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金喜俊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作为朝鲜独立解放斗争的先驱者，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从日本勤工俭学后回到故乡，决心同家乡的穷苦农民一道干一番事业。他尽管前进中迂到了困难和挫折，却能始终与贫苦农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忘掉个人生活中因早婚带来的不幸，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民运动中去。
喜俊回乡后所从事的是异常艰巨的思想启蒙工作，尽管他辛勤奔走了一年，但成效甚微。在困难面前，他没有却步不前，而是深自反省，得出自己“须要好好锻炼”的结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曾一度产生徬徨心理，“常常感到寂寞……感到孤独和空虚”，甚至想离乡远去。但当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他仍能尽力克服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决心“高举着火炬冲破黑暗，开辟人间新的道路”。小说所描述的金喜俊的成长道路，坎坷不平，步履艰辛，真实可信。当时的朝鲜农村，广大劳苦农民身受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生活中没有自由，没有欢乐，迂上荒时暴月，连大麦饭、菜团子都吃不上，只好去排队买几分钱喂猪的酒糟充饥。更不知有多少人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或者被逼上吊。即使用血汗浇出一个丰收年景，待到新谷登场，在地主、高利贷者的操纵下，粮价惨跌，除交租、还债之外，还是一无所有。农民由于受压迫太深，生活太苦，精神空虚，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时甚至发生矛盾，互不团结。在这样的境况下，要把农民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开展斗争，实非易事。在没有先进组织领导的情况下，金喜俊只好在斗争中摸索前进。在开头的一年之内，他不惜从最琐碎的事情做起，通过试办农乐队，把农友们初步地团结起来。慢慢地青年农民觉得他不尚空谈，讲的话有道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他学习，逐渐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的重大意义。在群众有了一定觉悟的基础上，金喜俊勇敢地带领他们，以大水灾为契机，密切与工人的罢工相配合，不失时机地开展减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通过斗争的洗礼，人们深切地体验到工农团结的力量，一个新进工厂的普通青年女工就曾悟出这样的道理：“工人的贫穷并不亚于农民，农民的劳苦也并不亚于工人。劳苦和贫穷，这是工农的共同命运”。斗争实践终于使他们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及其强大威力，并决心并肩进行新的斗争。
二地主安承学是作者在《故乡》中着力刻画的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卖身投靠日本殖民统治者，又是在外地主的全权代理人，在乡间跟广大贫苦农民直接为敌。“安承学，这是一个令人充满憎恨的名字！他简直是魔鬼。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元德村和上里附近的一百多户人家，正处在生死关头”。他倚势凌人，为虎作伥，靠地租剥削和发放高利贷日子越过越富。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无耻之极，甚至在子女面前眩耀自己的丑恶行径。他嗜财如命，宣扬钱能通神的剥削阶级人生哲学，曾企图利用另一个高利贷者的隐私，讹诈一笔钱财，一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又企图索取一笔“慰借费”。安承学作为与金喜俊对立的形象，刻画得比较成功。
《故乡》的艺术成就也是很显著的，在作家笔下，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生动形象，细致入微，往往把一些生活细节熟练巧妙地揉进艺术的画图之中，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看后令人久久不忘。作品中一个个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但闻其声，即见其人，使人感到分外真切。
当然作品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小说把二地主安承学当作主要攻击目标，且把农民斗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归之为由于他的女儿安甲淑自献了“家丑”，使他作为二地主的体面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被迫低头就范，这个情节的安排是经不住推敲的。在金喜俊的形象塑造中，只见他个人的活动，很少看到群众的作用。作为一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先驱者，金喜俊身上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这些，尤其集中表现在作品的结尾处。他在处理同安甲淑（后化名玉姬）的关系时，仍表现出一种过于浓烈的缠绵悱恻的儿女之情。这些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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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赵基天
赵基天（1913…1951）是朝鲜人民优秀的诗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曾参加过抗日斗争活动。他的父亲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携家流亡西伯利亚，这样，赵基天就在苏联接受了学校教育。他在鄂木斯克高尔基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