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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评论活动对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大作用。这些宝贵意见，对推动三十年代初日本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32年以后，党的组织和革命文艺团体连续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小林多喜二为此不得不转入地下，积极领导革命文艺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联系中，不幸被军警特务逮捕。他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下，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当晚被迫害致死。
这一血腥的事件震怒了世界人民和进步作家，纷纷电唁哀悼，痛斥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鲁迅闻得噩耗，代表中国人民立即拍去唁电，表示深沉的悼念。唁电中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注：《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很短暂的。他被敌人残害时还不满三十岁，但是他短短的一生是共产主义战士为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旗手的战斗一生。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他经历了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刻苦磨炼的过程；在创作上，也经历了在不断努力探求之下，形成刚健、质朴、奋发向上的革命战斗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过程。小林多喜二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联系自己思想实际，严格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观，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实践；在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革新，紧紧抓住工农革命的重大题材，深入工农，与工农共命运，歌颂、描写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象他自己在《片断谈》中所说：“我和‘现实’劳动着的工人在一起的……至少我是和工人一起成长的。”事实就是这样，他作为日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代表，他的成长和创作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小林多喜二的无产阶级文学业绩和他的高贵品质，是日本人民一份珍贵的革命遗产。
二、《为党生活的人》
《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以个人地下革命活动的经验为素材，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革命斗争为背景写成的。作品于1932年8月脱稿，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直到他牺牲后，以《转换时代》为题于1934年刊登在杂志上。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篇自传体小说总结了小林多喜二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小林多喜二为创造共产主义战士典型形象进行长期探索的一个辉煌总结。它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普通革命者英雄形象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品写于1931年以后，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法西斯开始猖獗，而革命遭到破坏，开始进入潜流的时期。由于1929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加深了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这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发生，使日本国内反动势力更为猖獗。反动统治当局为了把日本人民投入战场，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破坏革命组织和进步文化团体，搜捕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反动统治者还组织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组织，收买右翼机会主义团体，鼓吹战争，破坏工人革命运动。革命党人当时处在异常困难的时候，但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在“九？一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就号召工农起来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转化为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内战争。战争的灾害、统治集团的残酷压榨，使日本人民进一步赤贫化。工人罢工斗争、农民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仅在1932年全国就发生近六千次。
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激变、动荡的革命时代。它以自叙的方式开展全篇的情节，描写侵华战争爆发后，东京仓田工厂军火任务突然增加，厂方招收了比正式工人多三倍的临时工，地下党员“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籐等用别人的履历打进了工厂，进行革命活动。军火任务将近完成，厂方为了顺利地解雇临时工，并且从中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制造种种阴谋，欺骗工人。地下党员同志为了揭发厂方的阴谋，在工厂新闻、秘密传单上进行宣传，表达工人对厂方剥削的不满，号召工人群众反对政府的侵华战争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同时，他们扩大革命力量，组织工人群众，为罢工作准备。由于叛徒太田的出卖，“我”被迫离开工厂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工厂的斗争。在“我”的领导下，须山、伊籐打进右倾机会主义组织“僚友会”，进行革命宣传，揭露天皇政府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实质，对“僚友会”的维护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活动作了有力的斗争。在他们不断努力下，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为了挫败厂方解雇临时工的阴谋，必须鼓动士气，组织一次反解雇的罢工。但是，厂方早有戒备，在准备罢工当天的清晨解雇了厂里所有的临时工，使罢工未得成功。在这意外的遭遇下，地下党员们并没有气馁，一方面在工厂组织了新的力量，一方面沉着地迎接“地区”的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从革命宣传、酝酿、组织罢工，到遭到意外挫折，是作品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围绕这一线索，编进了许多“我”的个人生活片断、感想、议论，组成一幅完整的阶级斗争画面。“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劳累的党的工作和躲开敌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动，一面是如何刻苦改造自己割断私情来往，使个人生活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突出地插入他和母亲的关系。
作者在《致中村惠的信》中说：“在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与我过去写的《蟹工船》、《工厂支部》等作品的写法不同。”这不同之点，就是精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光辉形象。“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他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以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密切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拨正罢工斗争方向，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确轨道。初到工厂，他只从经济利益启发工人进行斗争，忽略从政治方面教育群众、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没有把反对资本家残酷剥削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结合起来。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他深刻意识到这是“群众的尾巴”，立即纠正工作中的右倾偏差，把工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的方向。尤其后来，在他领导下，伊籐、须山率领先进工人与反动“僚友会”的沙文主义展开有力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觉悟。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党“永远是有一条正确的鲜明而粗大的红线贯穿在当中”。他正是站在这条正确路线上披荆斩棘、奋勇战斗的。
“我”是一个坚定顽强的革命战士。他不怕反动军警的追捕，不怕复杂艰巨的革命工作，任何时候都站在斗争的前列，领导工厂的工人斗争和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他每天为党进行繁忙、劳累的工作。工作繁忙、生活条件低下，使得他浮肿了，但是他仍然抱病坚持去到各处联络地点为革命工作。虽然最后工厂罢工斗争遭到厂方预谋的破坏而未成功，但他并不沮丧，反而从中吸取了教训：“敌人是敌人，不是木头。”他“用以比以前更大的精力，从事新的工作”，来迎接新的战斗到来。他坚信“最后的笑是属于战斗者的”，胜利是属于共产主义战士的。
“我”作为地下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是天然成就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革命的风浪里，经过思想、感情的艰苦磨练而成的。在作一个地下党员之初，他很不习惯，“曾经象小时跟同伴们比赛谁能把头伸进水里最久一样，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种难受确实说不来的。”这种窒息般煎熬的痛苦，形象地反映了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所经历的艰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
“我”是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尤其被叛徒太田出卖之后，转入地下更为艰苦。在敌人密布罗网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工作，必须避开敌人一切追捕，他没有个人公开活动的自由，没有属于个人私情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一部分。连四季的花草、风景、天空、雨，这类东西都不是独立的东西。”紧张繁忙的革命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生活小节，面对生活小节更加敏感起来，使之适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作为一个地下党员，他觉得“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这样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地下党员的生活特点。
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中，突出表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如何把个人私情的来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和母亲相依为命，共同渡过许多艰苦岁月。但是当他突然遭到追捕不得不离开母亲时，母亲担惊受怕，眷念自己的儿子；“我”也怀念孤单的老母。为了革命工作，不能母子相见，必须割断这种私情来往，而且要启发母亲的觉悟，让她相信自己为之斗争的事业是正义的，不能团聚一处是阶级敌人迫害所致，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争取母亲的工作当作是争取群众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假如连自己的母亲都争取不过来，怎么能够把工厂里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组织起来呢！”经过多次地帮助、启发，终于让母亲提高了觉悟，了解了实情。最后，母亲说：“与其这样提心吊胆见到你，还不如不见你——只要知道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