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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崎籐村（1872…1943）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在青年时期是“文学界”重要成员，以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登上文坛。他的第一部诗集《嫩菜集》（1897）是青春、爱情的颂歌集，里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不久他由于生活的坎坷、爱情的挫折，从浪漫的抒情转到现实的描写；1906年发表了自然主义第一部代表作品《破戒》。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在山区农村贫穷家庭的青年教师濑川丑松，他受父亲的告诫，要终身隐瞒自己贱民的出身，如果一旦破戒，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他在现实的逼迫下，尤其在同是贱民出身的思想家猪子莲太郎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以“不以低贱为耻”这种认识，向社会宣告了自己的出身，表现他作为新人的觉醒。作品通过丑松的觉醒，有力地批判了日本近代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在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描写中，揭露了政界议员争夺选票的黑幕、地方教育机构的腐败落后以及描写了遭受地主残酷剥削的佃农生活的贫穷困苦。作品勾画了一幅较为广阔的明治末年的社会画面，使它成为一部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其后，岛崎籐村又创作了以个人青年时期创作生活为题材的《春》（1908）和以两个封建家族的衰亡史为题材的《家》（1910），对日本社会的黑暗和封建残余思想作了抨击；但是，作品的社会批判力有所削弱，而着重于倾吐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使作品笼罩着阴沉、苦闷的情调，表现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消极色彩。在1918年创作的《新生》则完全是一部个人道德忏悔录，缺乏任何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风潮的冲击下，岛崎籐村又写出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黎明之前》（1935），它广泛地描写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激变。
田山花袋（1871…1930）也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开始也是以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出现的，1907年写出了中篇小说《棉被》，一跃成为文坛上的重要作家。《棉被》描写一个中年作家对女弟子“恋爱”的故事，它以大胆的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主人公竹中时雄，对女弟子芳子的爱慕、情欲而引起的苦恼、嫉妒以致最后失败的悲哀。它是一篇赤裸裸的情欲忏悔录。《棉被》与《破戒》对照，成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种类型作品，它把创作引向专门描写作家个人生活体验和各种情绪的感受，脱离了现实主义创作方向。然而在1910年田山花袋却创作了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乡村教师》，它描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偏僻落后的农村里度过的短短的灰色一生，最后在贫困和病魔交加之下，郁郁而死。作品有力地揭露了明治时期社会黑暗对日本青年的摧残。另外，短篇小说《一士兵》描述了日俄战争中日本普通士兵的悲惨结局。这些作品都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以人民牺牲为代价的。在这同时，田山花袋还写出了一系列以个人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不久他改变自然主义文学的倾向，转向专门描写宗教冥想世界的题材创作了。
德田秋声（1871…1943）和正宗白鸟（1879…1962）也是当时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
在自然主义文学风潮盛行之时，在日本文坛上异峰突起而自成一大家的是夏目漱石（详见本章第二节）。他所写的《我是猫》等作品，以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了明治社会的丑恶。夏目漱石这些批判力很强的作品与自然主义作家倾向现实主义的作品，汇成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1910年创作短歌的诗人长冢节（1879…1915）也发表了描写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土》。它以作者故乡冈田村为背景，写出佃农勘次家极度贫困和破败的生活，客观、细致地再现了贫苦农民挣扎在贫困的深渊里，揭露了日本农村中封建制度的黑暗。《土》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是少有的反映农民生活的真实作品。
总之，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个时期达到繁荣。它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悲苦，也描写了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人民对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社会意识，所以它所反映的人民生活是黑暗而无出路的，所表达的社会抗议也是消极而绝望的。
1910年的所谓“大逆事件”标志着统治者进一步反动化。这次事件给日本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也给日本近代文学带来影响，使之发生了曲折的变化。“大逆事件”之后，多数作家沉默，或者逃避现实、倾向悲观、颓废，或者描写身边琐事、忏悔人生；只有少数作家敢于挺身反抗，走上进步的道路。1910年以后，日本近代文学开始出现反自然主义的文学风潮，当时以左派立场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批判的是石川啄木。
石川啄木（1885…1912）是个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他生在本洲东北部的寒村涩民村，幼年时期因一家贫困移到北海道居住。他当过小学教员、报纸记者。他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写出浪漫主义诗歌，后来又创作出咏叹个人生活悲苦和愤懑情绪的和歌集《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以及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云是天才》、《道路》、《我们一伙和他》等等。他通过“大逆事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天皇政府的反动，朦胧地意识到必须用暴力摧毁“国家政权”，决心倾向于社会主义。“长期以来，我对自己以社会主义者相称而迟疑不决，今天不再迟疑了。”（《给濑川的信》）他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中》（1910）一文里，对当时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代表的文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今天的小说、诗、和歌，几乎全是嫖妓、私娼、野合、通奸的记录。”他还向日本青年大声疾呼：“我们青年为从这毁灭的状态中振拔出来，现在已经是必须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要以全部精神贯注在对明日的考察上——即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上。”在他晚年诗歌创作中，对知识分子缺乏行动只留于空谈革命的不良作风予以尖锐的批评（《无结果议论之后》），也讴歌了“我时时刻刻准备斗争”的先进工人（《墓志铭》）。石川啄木虽然对前进的道路还很模糊，但是他敢于与黑暗现实对抗，探讨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可惜他在贫病相交之下，很年轻就死去了。但是他的文学活动却有很大的意义，成为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四、分化时期
从1912年开始了大正天皇统治时期，这个时期日本近代文学进一步分化。在大正初年，文学反自然主义的潮流分为三个主要派别：一是“新浪漫派”，它露骨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学的没落、反动、颓废的倾向；在作品中宣扬变态的性心理和唯美主义的思想，它的代表作家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一是“白桦派”，它是理想主义文学派别，标榜着人道主义思想，宣扬人类爱，主张以个性的发展改造社会；在作品中多少触及了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尤其对社会上封建的因袭的重压作了揭发与批判；它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和有岛武郎。一是新思潮派，它提倡冷静、理智地剖析、描写现实生活、而所表现的现实无非是近代小市民变化无常的日常生活。它的代表作家是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在大正期间的作家中，志贺直哉、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具有代表性。
志贺直哉（1883…1971）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他出身旧式武士家庭，从小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时期他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的作品主要取材于个人身边琐事，通过点滴的生活现象的描写反映日本现实的黑暗，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到网走去》（1910）描写了一个被封建旧礼教束缚的普通妇女的生活艰辛痛苦，表现了作者深切的同情。《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1918）以目睹一次日本士兵法西斯式的军事训练的惨景，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晚年的《灰色的月亮》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5），用列车中习见的小事，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志贺直哉文笔清新隽永、生动洗炼，他的描写象水墨画一样，以寥寥的几笔勾画出生动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脂。因此，他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是一位颇具特色颇有影响的作家。
有岛武郎（1887…1923）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他对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具有敏锐的洞察力。191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女性》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年轻的女子早月叶子不满于封建家庭的束缚，勇敢地冲出家庭的牢笼，在社会上寻求个性解放的出路。她只凭自己的个性和本能反抗所憎恶的不平世道，反而被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所吞噬，最后抱病而终，表现出日本知识妇女寻求个性解放的悲剧。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道德文明的虚伪，为日本妇女不幸的遭遇鸣出不平。它是一部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杰出之作。有岛武郎著名作品还有《该隐的后裔》和《诞生的苦恼》。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一位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作家。他早期创作取材于历史故事，在绚丽的艺术至上主义外衣下，对近代社会的利己主义卑下风尚作了冷静的剖析。晚年作品转向了对现实的描写，用反语和幽默来调整“大逆事件”以后的日本社会的黑暗。童话小说《河童》（1927）表现出芥川龙之介的出色的讽刺才能。它以虚拟的半妖半人的河童的社会影射当时日本的现实。
大正末年社会矛盾深化，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有岛武郎和芥川龙之介都对现实社会异常敏感，他们面临阶级矛盾深化、无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