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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民间故事书应该符合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民间故事书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1…402页。）《一千零一夜》所以能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因日月推移而失色，那不正是它具备了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些特点吗？
《一千零一夜》中有不少故事的辛辣的笔触揭露了中世纪阿拉伯社会的黑暗与不幸，描写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这正是故事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体现。《渔翁的故事》中，渔翁饱尝辛苦，却落得两手空空。于是他满腔义愤，怒斥了人间的不平：
我出来奔走营生，
发觉衣食的来源已经断绝。
许多粗鲁、愚昧之徒，
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
呸，你这个世道！
如果长此下去，
让我们老在灾难中叫苦、呻吟，
这就该受到诅咒。
在《三个苹果的故事》中，也有感人至深的诗句：
倘若把我送到当铺里，
连同书籍墨水瓶一起算在内，
要求当一天的生活费，
人家决不肯接受。
如此惨淡生活，
比睡在坟墓里还差得多。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中世纪阿拉伯社会劳苦大众的生活写照！笔者只有立足于劳苦大众之中同他们休戚相关和患难与共，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行。
在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平方面，《一千零一夜》没有停留在仅仅描写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或反映他们对于现实生活不满的情绪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对他们的昏庸无道、专横跋扈和欺诈成性痛加揭露，无情鞭挞。《一千零一夜》的引子，《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国王杀死了与人私通的王后以后，竟然荒唐到每夜要宰相捉一个少女供他寻欢作乐，天一亮便把她处死。这个故事充分暴露了国王荒淫无耻、昏庸凶残的本性，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渔夫和哈里发的故事》（又名《渔夫哈里发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故事》）（注：“哈里发”为伊斯兰教帝国君主的称号，也可以当普通人的名字用。）中，对哈里发的淫威和渔夫诚惶诚恐的心理，有一段细致入微的刻画。渔夫哈里发积蓄了一百金币，从此就提心吊胆，夜不成眠，生怕哈伦·拉希德哈里发会来索取；要是不给，就会被送到总督那里严刑拷打。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想来想去，豁然开朗：要保住金币，只有先“养成一种经得起鞭挞的习惯”；想到这里，他霍地跳下床来，一面鞭挞自己，一面申辩：“老爷！是他们给我造谣呀！我是打鱼为生的穷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嘛……”这段生动的描写，把阿拔斯王朝最负盛名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本质揭露无遗！原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专横跋扈、贪得无厌的家伙！把渔夫的名字也叫做“哈里发”，这正是别具匠心的曲笔，它包含了对“哈里发”尊严的极大蔑视。
类似这样立场鲜明、敢于“犯上”的故事情节，还有许多。一本中世纪帝王时代的民间故事集，能毫不含糊地揭露帝王的丑恶本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直到今天，在一些国家的人民中间，对玩世不恭、专横跋扈、荒淫无度的人，常常这样谴责他：“依旧过着《一千零一夜》的生活。”《一千零一夜》尖锐的批判性，由此可见一斑。
《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故事被说成是发生在哈伦·拉希德哈里发时期，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朝的第五代哈里发，他被认为是该朝最著名的哈里发之一，在他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巴格达达到空前的繁荣。因此，哈伦·拉希德就成了许多文学作品中阿拔斯王朝贤明哈里发的代表人物。《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之所以假借哈伦·拉希德的名字，只不过是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一个“太平盛世”的良好愿望罢了，而生活的现实毕竟是严醒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民要求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那时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如以哈伦·拉希德名义举行的一次音乐会上，参加的歌手竟有两千名之多。他的儿子也曾举行过类似的歌舞晚会，宫廷里的男女全部参加，歌舞通宵达旦。而劳苦大众、奴隶们却在受剥削受压迫，过着饥寒交迫、贫困潦倒的生活。这一切，就是中世纪阿拉伯社会生活画面的基调。根据历史记载，825年，麦蒙哈里发和宰相的女儿十八岁的布兰结婚时，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豪华侈奢达于极点：有一千颗硕大的珍珠，有珍珠和蓝宝石装饰的金席子，有二百磅重的龙涎香烛。礼仪中，将许多麝香丸撒给王亲国戚、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有礼卷一张，上写田产一份或别的礼物。这次婚礼的全部费用相当于全国一年的税收，而麦蒙时代每年仅田赋的现金收入，一般可高达三亿三千一百万弟纳尔！这次婚礼耗资之巨，排场之豪华便可想而知。与此相反，当年营建巴格达新都时，一个苦力每天只领到三分之一弟尔汗。而被驱赶到幼发拉底河的盐碱地上从事排除积水、采集硝盐、开垦耕地的黑奴，他们的生活更惨，每天除几把麦粉或椰枣充饥外，一无所得。
《一千零一夜》尽管具备了民间故事的基本特点，但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宗教祭司和文人学士的篡改加工，混杂了不少剥削阶级意识和宗教观念。
《一千零一夜》流传于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教帝国时代，因此它的伊斯兰教色彩比较浓厚，“安拉是唯一的主宰”，“我把自己的一切托靠安拉啦”，“毫无办法，只盼伟大的安拉援助了”等等词句充斥全书；伊斯兰教宿命论观点更为突出。还有歌颂帝王，尤其是对哈伦·拉希德的称颂，更是俯拾皆是。此外，书中还宣扬了富商巨贾的“美德”，发财致富的“奥秘”，轻视妇女、丑化奴隶等等剥削阶级思想。
浪漫主义的表现方法、丰富的想象力和近乎荒诞的夸张描写是《一千零一夜》最明显的艺术特色。高尔基在评论《一千零一夜》时，把它誉为民间口头创作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说“这些故事极其完美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意愿——陶醉于‘美妙诱人的虚构’、流畅自如的语句，表现了东方各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美丽幻想所具有的力量”（注：转引自《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1962年2月20日《光明日报》。）。高度的浪漫主义既表现在它的神话色彩方面，也表现在想象和幻想的自由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幻想，使艺术虚构发挥了最大限度的作用。飞毯在空中自由来去；口唸暗语，巨大的石门会自动打开；一夜之间一座宫殿拔地而起，这些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事，在故事中实现了。巨大的神鹰蛋，奇异的磁石山，闪光的魔法戒指，岛屿一般的大鱼等等，在故事中出现了。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闪光，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描写，同非现实因素的巧妙结合，不仅能使读者了解当时阿拉伯人的生活，而且也能进一步体察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从而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真实。
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方式，是《一千零一夜》另一艺术特色。这种结构方式，可以把许多民间故事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庞大的故事系统，这种结构故事的方式便于讲故事的人和听讲者记忆。如《商人和魔鬼的故事》，眼看商人马上要被魔鬼杀死，故事到此完了，但刹那间跑出三个老人来，于是开始了《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第二个老人和猎犬的故事》和《第三个老人和骡子的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紧紧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一千零一夜》的第三个艺术特色是诗文并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作品运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的人民口头语言，词汇丰富，生动流畅，极富感染力。如在巴格达脚夫和女郎的故事中，作品首先通过脚夫的视觉和感觉来描写“姗姗来到”的女郎形象：她“头戴卯隋里丝面纱，身着细沙衫、腰结飘带、脚穿绣花鞋”。字里行间，就透露出脚夫对“妙龄女郎”的倾慕。接着又用普通的日常用语，叙写了女郎的行为活动，说她“买了叙利亚苹果、土耳其、榅桲、阿曼梅子、哈勒白素馨花、大马色睡莲，伊拉克蜜胡花、埃及柠檬……，此外还买了挑金娘、指甲花、甘菊、白头翁、紫罗兰、石榴和蔷薇等花果”，“并买了用麝香、乳香、沉香、龙诞香精制成的装在喷瓶中的香水精，以及亚历山大的蜡烛等物”。这些普通的然而美丽、丰富的语言重叠，更增添了女郎瑰丽的色彩，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繁华茂盛。故事后来又写巴格达脚夫随女郎来到一处宅第。他发现在大厅的床上坐着一位笑容可掬、举止活泼大方的女郎。作者用散文和诗歌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刻画了这个女郎的美丽和高贵：“她似乎是天空闪闪发光的明星，正是：她启齿微笑的时候，像一串均匀的珠玉，像一阵透明的冰雹，也像芬芳的甘菊。她的头发仿佛是漆黑的夜；她的容颜意然羞退了晨曦”。这种以散文为主，夹以诗歌叙述故事、渲染思想内容的方法，是对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巨幅的文学作品，它在艺术创作上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故事结构不够严谨，有些故事情节大同小异，有的主题不够鲜明。在文字技巧上，往往通俗有余，精炼不足。有些描写千篇一律，显得单调刻板。如形容女郎长得美丽，总是用“像初升的月亮一般可爱”“月儿般美丽可爱”等等。《一千零一夜》在艺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