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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四部备要》本《明夷待访录》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邓乔彬）
廉耻
〔清〕顾炎武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芻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录集释》
《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耻是士人优良的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