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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叠起好几张桌子，一名妇女仰卧在上面，竖起双足托着一个八岁的小孩，小孩或正卧或反卧或起立，或单腿站立、双手合掌拜跪，或者又向后屈身以至两肩与脚相接。小孩的两脚也能仰竖而伸缩自如。妇女有时又用一足托住小孩，小孩的身体就会弯曲得像莲花出水一样。桌子下面则是二个男子、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和一个老年妇女，敲锣击鼓，用民歌小调夹杂着佛教颂曲作为伴奏。表演了很长时间才下来。又有一名妇女登场，和前面一样仰卧，用双足把一只案桌竖着托起，然后足蹬案桌的四角使之旋转，接着让案桌反面朝上停住，让小孩再站在上面，像前面一样拜跪起立。小孩下来，则又换上一只大木槌，木槌长一尺半，圆径有槌长的一半。她两脚不停地旋转木槌，或者向上抛起再接住。妇女表演完了，一名男子登场，还是两足竖着托住一架扶梯，约五级高，小孩向上爬到梯顶，再人向下倒爬逐级而下。树庐叟很哀怜他们的劳累，叫他们暂时歇息，用酒招待他们。
那伙人又移到别处拉开场子，选择一块草浅坡平的地方，拣去瓦石，然后将长木连接成高跷，离地面约八尺高。一名男子踩在上面，脸上敷着粉墨，摇着扇子又唱又笑，大步行走显得非常自如，并且还不时跳跃，接着更是挥舞大刀，回旋转身都非常合乎节拍。这个节目，我们家乡及江南一带时常可以见到，甚至有高达一丈多的，但只能步行而不能跳舞。最后他们架起软绳，高一丈左右，长二丈多，一个小女孩踩上去，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两头拴着石块，就像秤杆一样保持平衡，走到绳索尽头，就倒行回来，时而仰卧，时而单足而立，时而仰身而行，时而扛着竹竿如挑担而行，时而又坠落以足挂绳重新跃起。下面的人击鼓歌唱而伴和着她，通过说白一一报出表演的名目。这个节目演得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刻钟光景。女孩下来，另一名妇女要来一块手帕蒙住双眼装成瞎子，翻身跳上绳索，假作看不见的模样，来回摸索着举步，时而跌倒像要掉下去，时而左右摇晃似乎非常害怕，演了好久才结束。她也是手里拿着竹竿，而且拴着的石块更重，为的是保持平衡。
刚登场时，观众见他们如此惊险，都为之吓得两腿发抖，头发直竖，目眩头晕，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来。树庐叟观察场上的演员，则都是从容不迫地保持着镇静，既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就像前代儒士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这都是心志专一以后才达到的。他们一心用于练习技艺，苦思苦想地进行刻苦的训练，一再失败而不改变目标，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它的情势，终于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复练习了很久，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才开始拿出来公开表演，这时就是拿天下难度最高的动作来让他们做，也都会变得极其简单。看来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极精巧的技艺来源于极平凡的训练，因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启动了他的天赋，这不是轻率从事、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的。这层意思庄子是知道的，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不肯用于天下；张仪、苏秦也是知道的，却以欺弄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身躯或名声。庄子所称赞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驼子捉蝉、纪渻子养鸡，直至伯昏瞀人站在千仞悬崖的小路上，向后倒退行走，腿跟几乎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里以外；没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树庐叟又扫视周围的观众，这些人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厉害啊，习惯真能改变人啊。
那人对树庐叟说，祖先是从河南来到零陵的，技艺流传下来已有三代，徒弟达一百多人。家里虽有几亩薄田，却不胜赋税劳役的负担，于是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儿子，抱在怀中的幼孩，奔走四方卖艺以求糊口，倘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所到的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都是挑担步行，也不向别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时拾取来补充食粮的不足，也用来喂养他们的幼儿。
树庐叟巡视那伙人，见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一付飘泊流浪、陷于穷困的样子，却面带喜色、自得其乐，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无论男孩女孩，五六岁就开始教他们练功；年老而不再上场的，也都能靠积蓄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以大路为家，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互相传授技艺成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肌体被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冰雪交加锻炼得更加健壮，意志经受了跋山涉水、艰难的途程、世态人情的磨砺因而处处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他们身手矫捷机敏，胜过猿猴，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麋鹿一样。
树庐叟因而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诲，许久已不宣扬不推行了。这些人处身于优伶与巫觋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这是为夏仲御所深恶痛绝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万物会各自顺应它们的规律而生长发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时开花结实一样，上天对它们是并不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在演戏，所游历经过的几千上万里路上，从高楼深宅的大户人家，以至人烟稀少的村庄，也无不以戏乐来看待他们，而我老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里有力量上阵打仗以试验那不龟手的药呢？只是假托几句空话记一点感想罢了。的确是这样啊。王介甫曾说“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孟尝君之门，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鸡鸣狗盗之徒倒也罢了，只怕吕惠卿之流的献媚奉承和巧言欺骗，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倘若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其门下，只会更利于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尝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点，所以信陵君收留了卖浆者、赌徒、屠夫并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买下死马之骨，终于收纳贤士报了齐国的仇怨。宋朝也有张元、吴昊，即使连韩琦、范仲淹这样善于识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让他们为西夏效力。但愿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话为戏言了。可悲啊！
（邓长风）
原君
〔清〕黄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选自《四部备要》本《明夷待访录》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