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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关于对待皇帝的态度问题，易中天认为：曹操方面主张“奉天子”，袁绍方面主张“挟天子”，二者有高下之分，本质不同。其实，这只是易中天的主观想法，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易中天分析了曹操方面的荀彧和袁绍方面的沮授对于皇帝问题的主张，作出结论说：
“如果比较一下荀彧和沮授的说辞，则品位和格调的高下就一目了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在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品三国》73页）
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先看一看沮授的说辞：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三国志·袁绍传》）
沮授何曾不讲“忠义”？
又：当初袁绍出兵时，沮授表示反对。他说：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曹氏迎天子安宫许都，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三国志·袁绍传》引《献帝传》）
短短的30余字，就出现了三个“义”字：一则曰：“谓之义兵”；二则曰：
“兵义无敌”；三则曰：“于义则违”。谁说沮授不讲“义”？
再有上引之《献帝传》，记载了沮授与郭图、淳于琼的论辩之辞，沮授说：
“今迎朝廷，至义也；又于时宜大计也。”
沮授所说的“至义”，与荀彧所说的“大义”，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恐怕“至义”比“大义”层次反而更高一些。
易中天说沮授强调“大利”，但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始终没有发现沮授在什么地方谈过“大利”。他只是谈过“大计”，就是策略方针。再者说：孟子说“王何必曰利”，那是迂腐的观点，哪个政治军事集团不考虑本集团的利益？易中天所说的几个不同版本的《隆中对》，不都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的吗？无论是曹操集团也好，袁绍集团也好，骨子里都离不开一个“利”字，只是都把“义”挂在口头上罢了。我不认为谈“利”就一定庸俗，谈“义”就一定高尚；我只是较这个真，本来人家沮授未曾见利忘义，你为什么硬给人家扣帽子？尤有甚者，沮授本来说了“今迎朝廷，至义也”这样的话，你却撇着嘴说人家是“轻描淡写”。同样的话，出自荀彧嘴里就是浓墨重彩，出自沮授嘴里就是“轻描淡写”，这公平吗？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公允，不能带有任何偏见。
标题： 31 许·许县·许都·许昌
内容： “袁绍集结了十万精锐部队，向许昌方向挺进，而曹操的军队也在两个月前驻扎官渡，一场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即将打响。”（《品三国》84页）
这段表述，有两处不妥。
第一，官渡之战是一场为统一北方而战的战争，赤壁之战是关系到统一全国的战争。曹操在官渡之战取得胜利后，便逐渐在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如果他在赤壁之战中再取得胜利，就可以进而统一全国了。而由于他的失败，便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因而说官渡之战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是不够确切的。把“中国”二字改为“北方”就对了。
第二，官渡之战时，还没有许昌这个地名。今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春秋时为许国。秦改置县，即许县。古代称呼某县，在习惯上不冠以县字，只称为许，县令也只称为许令，而不称许县令。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奉迎汉献帝定都在这里，所以又称为许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以洛阳为首都。改许县为许昌，寓有“因许而昌”的意思，从此才有了许昌之名。以洛阳、长安、许昌、谯、邺等五县为五都。
因此，说公元199—200年之间，袁绍的军队“向许昌方向挺进”，是错误的。
标题： 32 曹操为什么迁徙百姓？
内容： 在官渡之战的序幕—白马之战中，曹操采取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伪攻延津，突袭白马，沦落在曹营的关羽，斩了袁绍的大将颜良，为曹操立了一项大功。然后曹操率兵撤离白马，还迁徙了一批百姓。易书写道：
“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城。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86页）
曹操撤退时带着老百姓，易中天的解释是：怕袁绍屠城。果真如此，那曹操的迁徙百姓，就是爱护百姓的人道主义精神了。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此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原文是：
“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
原来在古代战争中，如果不能占领这块地盘，往往在撤兵时，强制把老百姓迁到自己的地盘上去，也就是武力移民。当时除了要争夺土地，还要争夺人民，因为人民是兵源、役源和赋税之源，双方都是要争夺的。这个问题我在上面己经讲过了。
据《三国志·蒋济传》：建安十四年（公元209），也就是官渡之战九年后，扬州别驾蒋济在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会见曹操时，曹操提起了这件事说：
“过去我与袁本初对阵官渡，迁徙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百姓，百姓没有跑掉，敌人也没敢过来抢夺。我现在想要迁徙淮南的百姓，行吗？”
蒋济回答说：
“那时候兵弱敌强，不迁移百姓，必然会失掉他们。自从击破袁绍，北拔柳城，南向江汉，荆州拱手服从，威震天下，百姓已经没有其它选择。但百姓怀恋土地，实在不愿意迁徙。如果要迁民，必然会引起不安。”
但曹操没有听蒋济的话，还是动手干了。而江淮间的百姓却惊扰不安，都跑到吴国那边去了。后来曹操又见到蒋济，大笑着说：
“本来想要百姓避免被吴人抢走，反倒都把他们驱赶到吴国那边去了。”
由此可见，那时的军事性的强制迁民，对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百姓并不拥护这种做法。
标题： 33 刘备和关羽是君臣，还是兄弟？
内容： “就在曹军欢庆胜利的时候，关羽封存了曹操所有的赏赐，留下一封书信，悄悄离开曹营，寻找他那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哥哥去了。”（《品三国》87页）
这段话有受《三国演义》影响的痕迹。说关羽去找刘备是去“找哥哥”，这个观念分明是从“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来的，但那是小说家之言，不可相信。据《三国志·关羽传》说：刘备初起时，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在人多集会的场合）侍立终日。”这里所说的“恩若兄弟”，是形容刘备与关、张关系密切，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则是君臣关系的典型写照。《张飞传》上又说“少与关羽共事先主（刘备），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共事先主”；是说共同做为刘备的部下，事奉刘备；“飞兄事之”，是说张飞把关羽当做兄长来事奉。在社会生活中，把比自己年长的人当做哥哥来看待，称呼某人为“哥哥”、“大哥”，这是古今都有的事，并不一定非得是拜把子兄弟才如此称呼。关羽被东吴人杀害后，魏文帝曹丕诏问群臣：“刘备是否会出兵伐吴，为关羽报仇？”侍中刘晔回答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关羽被杀害，如果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对关羽的恩义就不算全始全终了。”（《三国志·刘晔传》）在这里，从魏国人看来，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又是“恩犹父子”了。古人有“君臣如父子”的观念，所以这个说法并不值得奇怪；同时也可以反证：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并不是把兄弟，他们的当代人对此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关羽和张飞虽然不是拜把子兄弟，但“飞兄事之”，说明两个人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而刘备和关羽则只能是君臣关系，除了初起时可以没大没小，“恩若兄弟”外，在平生的大部分时间段里，是不能称兄道弟的。
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而生年不详。元代有一位学者叫胡琦，考证了关羽的年龄，结论是：他生于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左右，比刘备还大两岁。另外，在清朝康熙年间，关羽的故乡解州（山西运城市）有人在掘井时，掘到了关羽祖墓的墓碑，上面镌刻着关羽的家世。有一个名叫朱旦的官员据此写了一篇《关侯祖墓碑记》，在文中说关羽生于汉延熹三年（公元160），与胡琦的考证相近。按照这种说法，比刘备大一岁。如果二人以兄弟相称的话，那么刘备反倒是弟弟了。
标题： 34 烧粮车还是烧粮库？
内容： 火烧乌巢是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取胜的关键所在，而这又是许攸的一大功劳。许攸在最关键的时刻投归了曹操，向曹操透露了重要的信息，促成了曹操的成功。易书说：
“许攸一到曹营，就为曹操出了‘火烧乌巢’的计谋。曹操也当机立断，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乌巢。乌巢是袁绍的粮库，却没有派重兵把守。曹操化装成袁军，人衔枚，马缚口，趁夜色，抄小路，急行军奇袭乌巢，一把火烧光了袁绍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品三国》89—90页）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乌巢烧的是粮库吗？这里没有重兵把守吗？我们且看有关的记载：
《三国志·武帝纪》：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
“（许攸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烧）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三国志·袁绍传》：
“会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运车。……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候夜潜往攻琼。”
这些记载都说得很清楚：袁绍有一万多车辎重，其中主要是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