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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司马温公的同行，我以为易中天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允的，我颇为他鸣冤叫屈，少不了要为他辩白几句。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堪称是我国古代史学、甚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司马光有感于古代史书卷帙浩繁，学者难以遍览，便立志编一部编年体史书，摄取各种史书（主要是十几部正史）的精要，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史实，着重展示历代君臣的治乱成败，作为后世治理国家的借鉴。编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在皇帝的支持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历时十九年，称得起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编撰过程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搜集资料，编成丛目，就是列出题目和提纲。第二步，考辩史料，进行编写，对史料进行粗加工。这部分文字数量很大，称为“长编”。以上两个步骤，都是司马光领导助手们共同完成的。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进一步考订和大力删减，写成定稿。此书问世后，对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震动很大，堪称是一部具有典范性的史学著作。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史书的体例上，使编年体的写作模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思想性强，对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能起到鉴戒作用，有经世济用的功能。甚至到了今天，对我们现代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性。史学大师顾颉刚在其著作中曾谈过：毛泽东主席在案头最常读的两部书是《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是清人，此书是军事地理学著作）。可见《资治通鉴》的思想精髓，对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仍然有滋补作用。
作为一部脍炙人口，影响几十代人的史学巨著的作者，司马光的修史态度是严谨和公允的，绝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存在着许多“猫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他对正闰的观念比较淡薄。古代史家往往有封建正统观念，认为在同一时期并立的国家，有的国家是正统，有的国家是闰统。拿三国史来说，西晋人陈寿写《三国志》，以魏为正统，所以魏国皇帝的传记（包括曹操在内），便称为纪，如《武帝纪》、《文帝纪》等等；吴、蜀之主则称为传，如《先主传》、《吴主传》等等。而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则以蜀为正统，其它史书参差不一。而温公在《资治通鉴》的史评中则认为：像周、秦、汉、晋、唐这样的朝代，都曾经使国家统一过，可以全用天子的制度君临天下，其它“地丑德齐”（地盘的大小相类似，德行也相同），而且彼此之间本来就不是君臣，那就都算是列国，“彼此均敌，无所抑扬”。但在天下分崩离析之时，不能不有一个统一的年、时、月、日的观念，以记载事情的先后，那就应该用一个国家为标准来纪年。由于“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所以用汉、魏、晋的年号来记各国之事。也就是说：这纯属技术问题，是为了记事的方便，“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按照这种说法，司马光虽然用魏来纪年，曹丕纂位之后，称为《魏纪》，但对于蜀，吴的君主也没有岐视之意，只是称呼（符号）上有区别，并没有“正闰之辨”。易中天抱怨温公对曹操不公平，但以曹氏的政权来记年，虽说对魏、蜀、吴一视同仁，我总觉得魏比蜀、吴风光得多了，有什么不公平的？
第二． 记事秉直而书，用史料说话，并没有故意地抑此扬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 就拿对曹操的记载来说，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止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共三十六年。我们把《三国志。·武帝纪》以及有关的列传、杂史等，和《资治通鉴》对照来看，凡是曹操露脸的事，只要经过考证认为可信的，基本都记上了，并没有重要的遗漏。例如：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2）
内容： 曹操一出世，就记载了太尉桥玄和名士何颙赞颂曹操之言。桥玄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何 颙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先给曹操来了个开门红，挑帘彩！
又如：公元190年，起兵讨董卓后，济北相鲍信赞扬曹操说：“夫略不世出（有谋略的人非常少），能拔乱反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启乎。” 曹操在酸枣，见到名为讨董卓的各路诸侯每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为他们做了军事规划。以及荀彧、郭嘉分析曹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大长曹操威风的长篇谈话，司马光也照录不误。此外类似的言论还很多，就不烦引录了。再有，曹操在用人方面的长处，曹操出奇制胜的军事谋略（如延津之战的饵兵之计，焚烧鸟巢军粮等等），也都披露无遗。一些有利于曹操的史料，何曾都被删除了？
当然，司马温公善恶皆书，一些不利于曹操的史料，也都秉笔直书，并没有曲意回护。如屠徐州，坑袁绍降卒，收扑董贵妃、伏后等逼宫之惨状等。
对刘备亦然。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诸将相约：“如果攻下成都，府库中的财物，都分给将士，我不干预。” 及至进入成都，士卒们把仓库抢光。以致使军用不足。还有人建议把成都的私人田宅分赐诸将，由于赵云的反对，才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宅。这些事原来记载在《三国志·刘巴传》和《三国志·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中，这都是一些对刘备不利的记载，使他的所谓“仁义之师”的形象大打了折扣，但《资治通鉴》还是照书不误的。
《资治通鉴》利用了大量的史书、浩澣的资料，但为了简化易读以及突出“资治”、“鉴戒”的主题，对资料作了大量的删削。上面提到：开始时所作的“长编”，份量很大，最后定稿时，则去其繁复，取其精华，因此才使此书成为一部史学名著。易中天孢怨《资治通鉴》删去一些有关曹操的资料，其实这不是对曹操抱有什么成见，而是出于编纂上的需要。不仅曹操的资料有所删削，刘备、孙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是有闻必录的？依我看来，有关曹操的资料，被删削的并不算太多，大部分主要的东西都保留了。
使易中天最为恼火的，是把乘氏之战从两天改为一天，把他所说的曹操的空城计改得无影无踪了。其实是因为所谓曹操的“空城计”出于《魏书》，《魏书》的记载与《三国志·武帝纪》不同而又不太合理，所以司马光采用了正史，而不用《魏书》，这是他的严谨，而不是什么“猫腻”。这件事在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过多地重复了。
另外，在赤壁战前，孙权和鲁肃谈话，删去了“此天以卿赐我也” 这句话，易中天也以为不妥。那么，我们且查查《三国志》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鲁肃传》写鲁肃向孙权献策后，孙权最后以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而按《周瑜传》：周瑜从鄱阳回来向孙权献策，孙权最后又用叹息的口吻说了一句：“此天以卿赐我也。” 二者完全雷同，文字有些累赘，所以司马温公删去了对鲁肃说的那句，而保留了对周瑜说的那句。这是文字的风格与技巧问题，并没有什么深意。
第三． 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人自为传（或纪），有时看不出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次序；而编年体史书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个要求。司马光在北宋时代编写《资治通鉴》时，他所看到的唐朝和五代的史料，数量浩瀚，远远超出正史的记载范围，他把许多重要内容，编入了《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唐和五代的历史，《资治通鉴》很有史料价值。而在他那个时代所能看到的三国史资料，却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差不多是相同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那140多种古书，在宋代就基本上都失传了。所以《资治通鉴》所用的史料，我们在《三国志》正文和裴松之注中基本上都能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对于研究三国史来说，史料价值并不高。它对于史料的时间顺序的排列，可作为我们的重要参考。这种编年，有的在《三国志》的正文和注文所引书中有眀确的说法，有的原文具有模糊性，就只能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理，推测，把它放在一个较佳旳时间段里。因此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对三国史事的排列，有的是有出处的，有的是推论出来的，具有相对性，只能说这件事大致发生在哪个时间段里，而不是确指。但尽管如此，也要做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我们读史还是很有作用的。易中天抱怨说：
标题： 29 为司马温公鸣冤（3）
内容： “司马光不但在史料的取舍上做文章，还在时间的顺序上做手脚。……谁先谁后，也就变成了一种‘春秋笔法’。”（《品三国》203页）
这主要是指孙权联刘抗曹决策的过程说的。按照《三国志》的诸葛亮、鲁肃、周瑜各传，这三个人都劝说过孙权联刘抗曹，究竞谁先谁后，《三国志》的记载并不那么明确。《资治通鉴》把诸葛亮排在前面，易中天附合裴松之的意见，认为是抢了鲁肃的头功。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现在不再重复。
最后我要谈的是：易中天认为司马光偏袒刘备，事实并非如此。《资治通鉴》在写到公元221年刘备武担山称帝一事时，司马光紧接着便写了一篇很长的史评来谈正闰问题（我们在上面引述过部分內容），文中表示了他对刘备的汉朝宗室血统的怀疑。他说：
“昭烈（刘备在历史上称昭烈帝）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及晋元帝（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相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怎能说他偏袒刘备呢？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1）
内容： 在品读和研究易中天的《品三国》的过程中，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