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子的政策上可以看成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把它看成是党内温和派的表现。
后来也是出于毛泽东对整个形势的错误评估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反右前，大学毕业生一年转正后的工资是62元。反右后，工资降为56元。
这大概也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总评估有关。降工资是惩罚。
关于反右后的北大，我想分以下五个方面作些回顾：一、劳动锻炼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1958年我们班级去怀柔县秋收，主要是白薯和大白菜。那里有两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1。山区的自然景色十分悲壮，尤其是落日薄暮时分。这有助于我后来形成我的〃 荒野之美〃 原理。
这样的下乡对于我的成长或世界观的形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很艰苦。从书本上是很难得到这些宝贵感受和经历的。
2。乡土民居的墙这个词汇全是就地取材。我指的是以毛石砌筑墙体，从而成了厚实的石头墙壁，给我粗犷、剽悍和野性的感觉。许多年后，我把这种感觉写进了我的三本建筑论著。
6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7点到9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 要在劳动中毕业〃 ？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1993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9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 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
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OK？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第二部分反右后的北大（2）
二、向党交心，个个争做左派反右后，各种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我的内心一直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但不敢流露出来，因为一流露，便会有一顶可怕的帽子扣下来：反党反社会主义。最轻的一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许多年，在我头上一直戴着这顶无形的政治帽子。其实我是对极左路线——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示反感而加以藐视。不过什么都深藏在心里。我深知暴露出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年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彭德怀悲剧的内幕。
按个性类型或叫天性，我原是外向型。反右后，我渐渐成了内向型性格。比如，我再也不走进舞厅。当然反右后北大周末舞会也少多了。许多学生的心理都受到了创伤。沉重、沉默代替了反右前的开朗和活泼。——我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不少师生的心理扭曲了，他们在演戏。
渐渐转为内向型对于我的猛省、成长和走向〃 世界哲学〃 也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黑格尔说过：〃 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 又说：〃 在精神解放自身、达到自我意识的途中，须有许多曲折的道路。〃 当我读到黑格尔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时候，我的内界受到了一次极大震动：〃 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 （《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还说，古希腊哲学家大都成了偷闲者，逃避到〃 自己的思想世界里去〃。我不敢把这些说法写进读书笔记本，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会把它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何况学生宿舍的一切（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都在严密监视之下。
比如1958年5月有一天我在吃晚饭前突然回宿舍拿一样东西，我惊讶地看见同班同学L。L。正在上铺翻查我的书籍和本子。我在这时候回宿舍是出乎L。L。意外的，她连忙对我说：〃 我是检查你的铺位是不是有臭虫！〃 说这话时，L。L。同学的脸红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在反右后的北大，这种情形决不是个别现象。知道我的处境，我便越加小心，也更加退向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处。这退，正是哲学。
不久我读到慧能和尚对传统〃 禅定〃 的新解释：〃 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 （《坛经》）
按我的理解，相，即外部现象世界，即外在境相。该命题是说：内心不为外在的境相所支配、所左右为禅，而内心一片宁静，不散乱，则叫做〃 定〃。这样对〃 禅定〃 的解释便成了我构筑我的世界观——内心堡垒或要塞——的最初几块花岗石的基石。我是如获至宝，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1958年春，即反右后的第一个春天，北大校园的政治空气是令人窒息的，压抑的。人与人的紧张、不正常的病态关系同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春光明媚，形成了强烈反差或对比。今天回过头去看20多年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潘汉年是冤假错案。当然还有对刘伯承元帅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以及对粟裕、邓子恢和彭德怀的批判。至于发展到十年文革，人与人斗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1958年是全国卫生工作〃 大跃进〃 的一年。北大不是世外桃园。讲卫生其实是件好事，但把它也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我就反感。好多次我同班干部发生冲突。
当时的口号是彻底消灭四害，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卫生检查团爬上我的铺位用手指去死角摸一摸，只要发现有一点尘埃，马上就要我重新搞一遍。
反右后的北大，凡事都搞群众运动，不允许有个性存在，不允许有个人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这才是我同外部现实世界最大的矛盾和冲突。
正是这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加上失恋才促使我走向〃 世界哲学〃 ，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因为现实世界没落得越多，越彻底，我的哲学世界就升起得越多，越广大，越深邃。两者成正比。
记得当年卫生运动提出的口号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浮夸：男女老少，人人动手，天天扑打，早晚行动，各系各班级每周要检查。
我说，不要搞形成主义，每天搞得学生坐立不安，心静不下来，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哪像个学校？
我这番言论自然遭到批判。
1958年早春，各系各年级要〃 人人制订规划，个个争做左派〃。又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成。班上的右派也订规划，不过叫加紧改造好，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这年3月，北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心交出来，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党。不久北大便开展了披肝沥胆向党诉衷曲的〃 向党交心运动〃。我也被迫〃 交心〃。只说些表层思想、不痛不痒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核心想法和盘托出来。我的根本看法是：学生应以学习为主，不必参加过多的政治运动。因为北大不是党校，毕业后不是政工干部。
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在演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好沉默，进一步退向自己的内心。我记起英国有位诗人的一句名言：〃 吾心于我即一王国。〃（MyMindtoMeaKingdomis）
王安石有言：〃 世之所重，圣人之所轻；世之所乐，圣人之所悲……圣人内求，世人外求。〃 6年北大时期，我只学会了一件事：追随古今中外圣人，退向自己的内界，看重内求，不讲外求。好几年的阅读我把这些至理名言看成是一块块花岗石，我把它们排列组合起来，构筑成我内心的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足以抗击外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和伤害。
我认为外界是病态的，非理性的，疯狂的；而我的内界则是健康的，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三、插红旗，拔白旗也是在1958年春，学校又开展〃 兴无灭资，大破大立〃 以及〃 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的政治运动。有些教授也头脑发热，进行自我揭露、批判，把自己臭骂一顿。系里和班级提倡既引火烧身，也放火烧别人，大家相互烧，上下一起烧，党内外一起烧。〃 烧〃 ，即批判，即人斗人，既骂自己，也骂别人。
那个年代是政治口号满天飞。〃 插红旗，拔白旗〃 是当时一句很典型的口号。
语言符号系统的作用已达到了疯狂或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人民好像可以不种田，不开动机器，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走进实验室，只要高呼政治口号，一个接一个，便可建成共产主义天堂。
不少教授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