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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同的劣质感，但那的确是它给我的感觉。
他们说，这就是真相，我说，这就是全部真相？他们说，差不多。非常接近。就我们所知，确是如此。
那么，我开始讲述了。这是１９７７年，我和电脑最亲近的关系，就是我最近买了一个体积巨大、价格昂贵的计算器，后来我不小心弄丢了随机附带的说明书，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还能再做些什么。我可以用它做加法、减祛、乘法和除法，我很庆幸自己不需要进行余弦、正弦运算，或计算正切数值、曲线函数，或这个玩意儿能做的其他什么运算。因为，自从我被英国皇家空军拒绝之后，我一直在伦敦北部埃奇韦尔区的一家小型地毯折扣批发店里做记账会计，那里距离伦敦地铁北线很近。那天，我正坐在店铺里头代替办公桌的一张餐桌旁，这时，整个世界突然开始融化、滴落消失。
我说的都是真的。墙壁、天花板、一卷卷的地毯以及世界最新无上装女郎日历，仿佛全都是用蜡做的，而且开始变成一摊软泥垂落下来，它们流动聚合在一起，一滴滴地滴落。我可以看见它们后面的房屋、天空、云朵以及道路，接着，那些景物也随之滴落流逝，背景漆黑一片。
我站在整个世界形成的污水坑里，一个怪异、明亮、色彩缤纷的世界就这样软化渗漏、溢流成污水，甚至都没有淹没过我的棕色皮鞋（我的双脚大如鞋盒，必须要购买特别定制的靴子，那花了我不少的钱）。污水坑的表面泛出一抹怪异的光。
如果是在虚构小说中，我想我应该拒绝相信这事真的发生了，而且怀疑自己是否嗑药了，或者自己是否在做梦。但在现实中，嘿，它的确发生了，我抬头仰望黑暗，接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开始迈步向前走，一路涉水走过这个液体的世界，大声呼叫，看是否有人在附近。
有什么东西在我前方摇曳闪烁了一下。
“嗨！”一个声音和我打招呼。尽管声调有些古怪，但听得出是美国口音。
“你好！”我说。
闪烁的光芒持续了一小会儿，然后分解合成为一个衣着时髦、佩戴一副厚角质框眼镜的男人。
“你可真是个魁梧的大高个儿，”他说，“你自己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我今年十九岁，身高差不多将近七英尺②，手指粗得像香蕉。我经常吓坏小孩子们。我想自己不大可能活到四十岁生日那天：像我这样的人常常死得很早。
“出什么事了？”我问，“你知道吗？”
“敌人的投射物击中一个中央处理器，”他说，“二十万人陷进并联空间，变成死肉。当然，我们已经运行了镜像服务器，很快我们就会把它修理好，重新运行。你只是随机漂浮到这里，只有短短的十亿分之几秒的时间，此刻我们正在重新启动伦敦处理器。”
“你是上帝吗？”我问。我完全听不懂他听说的话。
“是的。不，并不真的是。”他说，“总之，不是你所说的意义上的。”
然后，整个世界倾斜起来，我发觉自己又回到那天早晨的工作之中，正在为自己倒一杯茶，周围是我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长久最奇异的似曾相识的幻觉。整整有二十分钟，我知道每个人要做的事情，或者要说的话到底是什么。随后，这种感觉消失了，时间流逝的顺序再次变得有条不紊，每一秒钟衔接在另一秒钟之后，正如时间应该进行的顺序一样。
接着，过了几个小时、几天、几年。
我辞掉在地毯公司的工作，得到在一家销售商业机器的公司做会计的新工作，我还和一个在公共游泳池认识的、名叫桑德拉的姑娘结了婚，我们有两个孩子，他们的身高体形都和普通人一样，我本以为自己拥有那种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婚姻，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她离开了我，还带走了孩子们。那一年是１９８６年，我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找到一份工作，负责销售电脑，很快我就很擅长那份工作了。
我喜欢电脑。
我喜欢它们工作的模式，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装运ＡＴ电脑的时候，其中有些电脑装备４０兆字节的硬盘驱动器……嘿，我对那时候的记忆实在太深刻了。
我还住在埃奇韦尔区，搭乘地铁北线去上班。一天晚上，我乘坐地铁回家——我们刚刚经过优斯顿车站，有一半的乘客都在那里下了车——我的视线越过《旗帜晚报》的边缘，打量地铁车厢里的其他人，想象他们到底都是什么人——在内心深处，他们实际上到底是什么人——正在笔记本上认真写东西的身材苗条的黑人姑娘、戴绿色天鹅绒帽子的小老太太、牵狗的女孩，还有戴穆斯林头巾满脸胡须的男人……
然后，地铁突然在隧道里停下来。
总之，那就是我以为发生了的情况：我以为地铁停下来。周围一切非常安静。
然后，我们经过优斯顿站，有一半的乘客在那里下车。
然后，我们经过优斯顿站，有一半的乘客在那里下车。我打量着其他乘客，猜想他们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到底是什么人。就在这时，地铁在隧道里停下来。周围一切变得非常安静。
然后，一切事物都倾斜起来，倾斜程度严重得让我以为我们撞上了另外一列地铁。
然后，我们经过优斯顿站，有一半的乘客在那里下车，然后地铁在隧道里停下来，所有一切都——
（正常服务将尽快恢复，有个声音在我大脑深处低声说道。）
这一次，地铁列车开始减速停靠优斯顿站时，我怀疑自已是否就要发疯了：我感觉自己在一卷录像带上，正在被反复地往回倒带与往前播放。我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可惜我改变不了任何情况，我什么都做不到，无法摆脱这个循环。
坐在我旁边的黑人女孩，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死了吗？
我耸耸肩膀。我也不知道。似乎任何解释都不错。
然后，周围一切都褪去颜色，变得一片苍白。
我脚下没有地面，头顶上也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距离感，也没有时间感。我置身于白茫茫的空间之中。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还是那个戴厚角质框眼镜的男人，身穿一套看上去可能是阿玛尼的套装。“又是你？”他说，“大个子。我刚刚和你说过话。”
“我可不那么认为。”我说。
“半小时之前，就在投射物击中的时候。”
“早在地毯工厂那时候？那可是好多年前了。”
“大约三十七分钟之前。自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在运行加速模式，努力修补、覆盖，同时我们还在处理潜在的可能方案。”
“是谁发射了导弹？”我问，“苏联人干的？伊朗人？”
“外星人。”他回答说。
“你在开玩笑？”
“我们不会开玩笑。几百年来，我们已经发射过无数的太空探测器。看来似乎有什么东西尾随其中一个探测器回来了。第一个投射物落下来时，我们才得知情报。我们花费了宝贵的二十分钟，制订出一个报复性计划并准备执行。那就是我们处理速度过快的原因。是不是过去的十年仿佛过得恃别快？”
“是，我想是的。”
“那就是原因。我们让它运转得相当快，努力在处理运算的同时维持正常的现实。”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
“我们准备反击。我们准备把他们除掉。这还要花费一点时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合适的机器。我们必须要制造出来。”
现在白色消退了，退成暗粉红色与暗红色。我第一次睁开眼睛。于是，我看到了。整个世界锋利尖锐，到处是缠结的管道，陌生而黑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某个地方。这里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这里是真实的，同时这里又是一场噩梦。这情况维持了三十秒钟，每一秒钟都冷冰冰的，感觉漫长如同永恒。
然后我们经过优斯顿站，有一半的乘客在那里下车……
我开始和带笔记本的黑人女孩聊天。她名叫苏珊。几周之后，她搬来与我同住。
时间轰隆隆地流逝过去。我猜我开始变得对时间有些敏感起来。也许我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知道有某些要期待的东西，即使我并不清楚那到底将是什么。
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某天晚上告诉苏珊我所相信的某些东西——告诉她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告诉她我们只不过被悬挂在那里，身上插满电线，成为某个体积与世界一样庞大的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或只是它廉价的内存条，它用交感幻觉喂养我们，让我们保持快乐状态，并允许我们用我们大脑的一小部分来进行沟通、做梦，那是他们不需要用来计算数字和储存信息用的部分大脑。
“我们是存储器。”我告诉她说，”那就是真实的我们。存储器。”
“你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些玩意的。”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那只是个故事。”
我们做爱的时候，她总是想让我对她粗暴一些，可我从来不敢。我不了解自己的力量，我是那么的笨手笨脚。我不想伤害她。我从来不想伤害她，所以我打住话头，不再告诉她我的想法。
可惜并没有效果。接下来的那一周，她搬走了。
我很想念她。
现在，似曾相识的幻觉出现得越来越频繁，那些幻觉就像口吃、打嗝或结巴一样，不断地重复出现。
然后，一天早晨我醒过来，发现时间又回到了１９７５年，我只有１６岁，在学校里过完了无聊见鬼的一天后，我走出学校，走进教堂路印度烤肉店旁边英国皇家空军的征兵办公室。
“你真是一个魁梧的大小伙子。”负责征兵的军官说。我想他是美国人，不过他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他戴一副大号的角质框眼镜。
“是的。”我说。
“你想开飞机？”
“再想不过了。”我说。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