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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怎么样？我还能活下去吗？”
“活得下去。”大多数病人都想知道他在荧光屏上看见了什么。“魔术镜，挂墙上，谁的身体最强壮。”但不该由他说出结果。“你的医生明天可以拿到片子。他会找你谈话的。”他心想：朋友，你该倒霉了。希望你喜欢天天休息，天天吃牛奶、荷包蛋。
距医院大楼两百码有一幢旧楼，原来是一个家具厂，现在改为护士楼。
护校学员费雯·洛布顿衣服上的拉链坏了。
“妈的，鬼火！”她学她爸爸老爱用的词骂着那个拉链。费雯的父亲是个伐木工人，已经有了相当积蓄，生活过得很好。在森林里，他开起腔来总是“鬼火！”回到家里，他觉得没有必要另换一种语言了。
费雯今年十九岁。她把父亲的粗犷和母亲的纤巧集于一身。费雯的母亲虽然在俄勒冈林区居住多年，可并没有改变她那新英格兰人内在的文雅气质。在费雯上护校的四个月里，可以从她对医务和护理工作的反应中看出她父母亲的双重矛盾性格。医院的环境和医务工作，一方面使她感到新奇、感到有些怕，另一方面她有时又有讨厌它、恶心的感觉。她原想：整天和疾病、病人打交道，开始总会不习惯的；但没料到，真正接触以后，反应真大，有时胃里直翻，非用很大毅力克制，才不至于转身跑掉。
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情况，她想，得想办法换个场所走动走动，让耳目清亮一下。她原是喜爱音乐的，这有点用处。伯林顿市虽然不大，想不到居然有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于是费雯就成了这个乐团的热心观众。她发现旋律的变化、音乐的熏陶，确能镇定她的神经，加强她学习的信心。可惜这个乐团的夏季演出结束了。最近她常常想找点别的什么消遣。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上完早晨几堂课以后，休息不大工夫就该到病房去实习了，时间很短，又碰上这个倒霉的拉链……她又拉了一下，链齿忽然合了缝，拉上了。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想跑出去，又停下了脚步，擦了擦脸。该死的，天真热！拉得她浑身是汗。
医院大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今天早晨和每天早晨一样，生活在沸腾着。在诊室、婴儿室、试验室、手术室；在神经科、心理科、小儿科、皮肤科；在矫形科、眼科、妇科、泌尿科；在免费病房和私人病房；在服务性部门——院部、会计科、采购科、清洁班；在候诊室、楼道、大厅和电梯上，整个三郡医院五层大楼，地下室和地下室二层，到处是生活，到处是人类与医学汇合的激流，泛起的滚滚的主活浪花，似潮汐起伏，千变万化。
那是七月十五日的上午十一点钟。
二
当肯特·欧唐奈从外科下楼去院部的时候，从扶梯道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离三郡医院只有两条街的救主堂钟塔的报时的钟声。由于从前铸造时的毛病，这钟声一直是有些走调的。欧唐奈不由地抬起手对了对手表。这时一帮实习医生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杂乱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叮咚作响。他主动地让了让路。实习医生们一看是医管会主席，安静了一些。一个一个走过去，尊敬地说：“早安，大夫。”到了二层，欧唐奈站住了，让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士走过去。轮椅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一只眼睛上蒙着绷带。一个妇女，显然是小姑娘的母亲，紧紧跟在旁边。
轮椅经过时他冲那护士笑了笑，但记不得她是谁了。那推车的护士却暗自欣赏这位大夫。欧唐奈虽然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但还能引起女人的回眸。
他那高高的身材、挺直的腰板、宽阔的双肩、坚强的手臂，基本上还保持着大学时打橄榄球四分卫时的体态。直到如今，在遇到难题或要做出困难的决定时，他还会习惯性地挺起胸，下意识地摆出一副象要阻挡对方球员冲过来截球的架式。尽管他有一身发达的筋骨，但行动却很轻巧。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夏天打网球、冬天滑雪——使他一直维持着精力充沛和行动敏捷的特点。
欧唐奈并不是一个很俊俏的人，但他那粗线条的凹凸不平的脸庞（他的鼻子上还带有一处踢橄榄球时留下的伤痕）却偏偏常是女人喜爱的男人脸型。只是，他的头发却显示出了他的年岁：不久以前还是乌黑的，现在一下子就有些灰白了。就好象在生命的战斗中，黑色素突然认输了，退出了战斗。
欧唐奈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叫他，马上停住了脚。那是外科的一位高级别的主治医师比尔·罗弗斯。
“你好，比尔？”欧唐奈很喜欢罗弗斯。这是一位很认真、很可靠、很高明的外科大夫。他的外科手术总是排得满满的。病人很信任他；因为他一向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外科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也都很尊敬他：因为他不但总以自然和愉快的态度指导他们工作，对他们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这一点并不是其他外科医生都能做到的。
他唯一的怪癖——如果能算得上什么怪癖的话——那就是爱打特别扎眼的花领带。欧唐奈一看见他这位同事今天打的这一条领带，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条领带是在紫红和柠檬黄底色上显现着青绿色圆圈和大红花纹的图案。罗弗斯为了他的花领带，受过不少讥笑。神经科的一位大夫最近还说：
罗弗斯的领带代表“表面平静的火山掩盖着内在的沸腾着的岩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喷火口。”罗弗斯并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他似乎有些心事的样子。
“肯特，我想找你谈谈，”罗弗斯说。
“去我办公室吗？”欧唐奈有些惊异。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罗弗斯是不会找他的。
“不用，在这儿说就行。肯特，是关于病理室的外科病理回报的事。”
他们走到一个窗户跟前，躲开楼道上的来往行人。欧唐奈在想：我正担心是这个问题呢。他对罗弗斯说：“怎么了，比尔。”
“病理回报用的时间太长，长得不象话了。”
对这个问题欧唐奈很清楚。罗弗斯和其他外科医生常常做肿瘤手术。开出肿瘤以后要给病理医师皮尔逊大夫化验。病理医师要作两项病理研究。第一项是在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的时候，病理医师在手术室旁边的小化验室里用显微镜作冰冻切片检查。这一检查产生两种可能结果，或是“恶性的”，意味着有癌细胞，需要对病人进行扩大根治手术；或是“良性的”，一般意味着把肿瘤切除后不需要再做什么根治手术。如果冰冻切片是“恶性的”，手术就马上进行。如果是“良性的”，外科医生就可以结束手术，把病人送到麻醉恢复室。
“冰冻切片没有耽误吧？”欧唐奈没有听到有什么耽误的情况，但还得问问清楚。
“没有，”罗弗斯说。“如果那个再耽误，早就有人来向你大喊大叫了。
是切除后组织切片病理回报的时间太长。”
“噢。”欧唐奈拖点时间慢慢思索着。照次序应该是这样的：在冰冻切片做过以后，切除的肿瘤送到病理室，在那里，技术员准备几个切片，可以在较好条件下仔细检查。然后由病理医师做检查，提出最后意见。有时候，一个肿瘤在作冰冻切片时似乎是良性或可疑良性，但到第二次仔细检查时可能证明为恶性。病理医师在这时改变意见并非不正常现象。如果是这样，就要重新把病人送回手术室进行必要的手术治疗。因此病理医师第二次报告的时间性很重要。欧唐奈理解这就是罗弗斯不满的原因。
罗弗斯接着说：“如果只是偶尔一次，我是不会提出来的。我知道病理科很忙。我不是和约瑟夫·皮尔逊过不去。可是并不是一次，肯特，总是这样的。”
“比尔，你说说具体情况吧，”欧唐奈说。他肯定罗弗斯一定有些具体事例才提这个意见。
“那好吧。上星期我有一个病人，梅森夫人，乳房瘤，我给切除了，在冰冻切片时皮尔逊说是良性的。后来在病理回报上他写恶性。”罗弗斯耸耸肩。“我对这没意见。可能第一次作的不全是那么准确。”
“可是呢？”欧唐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想听他把话说完。
“皮尔逊的手术回报用了八天。那时候病人已经出院了。”
“噢，”欧唐奈心想这确实不大妙。这是回避不了的。
罗弗斯小声说：“我的工作不好做啊；要把那个女人再请回来，告诉她我们诊断错了——她还是有癌症，还得再动手术。”
这样的工作确实是不好做的，欧唐奈很理解这一点。在他到三郡医院以前，他本人也这样做过一次，当时他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遇上这种情况了。
“比尔，这件事你交给我看着办行吗？”欧唐奈很高兴碰上了罗弗斯。
有些别的外科大夫没有他那么好说话，这件事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当然可以。只要能采取点什么措施就行。”然后，罗弗斯又强调了一句——他有强调的理由：“这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
欧唐奈知道这话可不假。问题是罗弗斯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些情况。
他答应罗弗斯：“我今天下午开完外科手术死亡讨论会之后，去找约瑟夫·皮尔逊，你去开这个会吧？”
罗弗斯点点头，说：“我去。”
“再见，比尔。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我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请你放心。”
在欧唐奈沿着楼道走时，心里还在盘算着什么。但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他一面这样思索着，一面拐进院部的套间，打开哈里·塔马塞利办公室的门。
欧唐奈还没看见塔马塞利，这位院长却已在叫他了：“这儿，肯特。”
这是一间镶着桦木护墙板的办公室，本来，在上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