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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了。我清理了一个架子。约翰用它来存放针织衫、恤衫和我们清早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所穿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因为喜欢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并不总是一起走，但我们知道对方走的路线，会在离开公园之前会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着这个。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针织衫，一件金塔娜从亚利桑纳州带给他的峡谷农庄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数衣服装进袋子，将那些袋子送到马路对面的圣詹姆士长老会教堂。我壮了胆子，打开一个橱柜，塞满了更多的袋子：新百伦牌运动鞋，户外运动鞋，布鲁克斯兄弟牌短裤，一袋又一袋的袜子。我将这些袋子送到圣詹姆斯教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上了更多的袋子，来到约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掉他的西装、衬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处理剩下的鞋子，当作一个开始。
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我不能把他剩下的鞋子处理掉。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明白为什么了：他如果回来，将会需要穿鞋子。
意识到这个念头，决不意味着能消除这个念头。
我至今仍没有去试探（比如说通过把鞋子处理掉）这个念头是否已经消失。
回头看来，我把尸体解剖本身看做是此类思维的第一个例证。当我那么毅然地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时，无论我头脑里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终究是有点精神错乱，才会认为尸体解剖将会证明出了问题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心肌梗塞或者心率失常。只需要一点点调整比如说换一种药物，或者重新设置一下起搏器。如果这样，我继续推断，他们或许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我记得2004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个访谈节目震动了我。节目中，特雷莎·亨氏·凯利说起她第一个丈夫的暴毙。她在访谈中说，约翰·亨氏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她非常强烈地觉得她〃需要〃离开华盛顿，回到匹兹堡。
她当然〃需要〃回到匹兹堡。
他可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华盛顿，而是匹兹堡。
实际上，约翰被宣布死亡当天晚上，他的尸体没有被解剖。
尸体解剖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进行。现在我明白了，12月31日早晨纽约医院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尸体解剖肯定是在那之后才进行的。打电话来那人不是〃我的社工〃，也不是〃我丈夫的医生〃，也不是，就像我和约翰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桥上的朋友。〃我们那个桥上的朋友〃是个跟他姨妈有关的家庭暗语。他的姨妈哈丽耶特·彭斯用它来指最近连续遇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西哈特福德，她见到友谊餐厅外面有一辆凯迪拉克的赛威轿车，那辆车刚刚在巴尔克利桥上超她的车，她就说车主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听着那人的电话，脑中听到约翰在说〃不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记得他表达了同情。我记得他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似乎有些话想说，却躲躲闪闪。
当时他说，他打电话来，是想问我会不会捐赠我丈夫的器官。
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不〃。我同时还想起了金塔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去换驾照的时候，自己选择了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他问约翰是不是也一样。他说不是。他们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会儿。
我把话题岔开了。
我不能想象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死亡。
那人仍在电话中说个不停。我在想：如果她今天将会死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吗？我将会怎么做？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听见自己在电话中对那人说起我丈夫的情况，还说我的女儿昏迷不醒。我听见自己说，在我们的女儿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之前，我无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发觉它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想法立即被别的念头取代了：他在电话里说的有些话是无稽之谈。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这个人谈到器官捐献，但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器官了：约翰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我在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牧师来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所有的器官都会坏死。
然后我想起来了：迈阿密戴德县的法医办公楼。1985年或者1986年的一个早晨，我和约翰曾经在那里。那儿有个眼库的人给即将摘除眼角膜的尸体贴标签。那里的尸体也没有用生命补给仪器。这样看来，纽约医院那人在说的只是要摘除眼角膜，摘除眼睛。〃干吗不直说呢？干吗要误导我呢？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来，却不直接说〃他的眼睛〃？〃我从卧室的盒子中拿起前一天晚上社工交给我的银色钱包，看着那张驾驶证。驾驶证上写着：〃眼睛：蓝色。驾驶限制条件：需佩戴矫光镜片。〃
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却不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他的眼睛。他的蓝色眼睛。他的不完美的蓝色眼睛。
而我想知道的是
阁下是否喜欢这个蓝眼睛的男孩
死亡先生
那天早上，我想不起这几句诗是谁写的。我想作者是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但拿不准。我没有卡明斯的诗集，但在卧室一个摆放诗歌书籍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诗选。那是约翰的旧课本，1949年出版。当时他可能在朴次茅斯修道学校。那是一家本笃会的寄宿学校，在纽波特附近；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被送到那儿。
（他父亲的死很突然，五十刚出头，死于心脏病。我本该留心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碰巧在纽波特周围，约翰会带我到朴次茅斯修道学校去听晚祷时分的格里高利圣歌。这种音乐能够打动他的心弦。那本诗选后面的空白页上写着他的名字〃邓恩〃，字迹小而工整。然后也是同样的字迹，蓝色的墨水，蓝色的水笔墨迹，写着这些学习指南：1。这首诗的含义和意象是什么？2。这种意象让我们想起什么或者思考什么？3。这首诗作为一个整体激起或者创造了什么样的心态、感觉和情感？我把书放回书架。要过好几个月，我才想起来去查那首诗，它确实是卡明斯的作品。也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发觉纽约医院打电话来的陌生人让我很生气这回事，反映了另一种原始的恐惧：我无法忍受被有关尸体解剖的问题惊醒。
这个问题的含义和意象是什么？
这种意象让我们想起什么或者思考什么？
如果他们摘除他的器官，他如何能够回来？如果没有鞋，他如何能够回来？
4
在最表面的层次上，我似乎很理智。在一般人看来，我可能显得完全理解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我同意医院进行尸体解剖。我安排了火化。我安排了取出他的骨灰，将其送到圣约翰大教堂。一旦金塔娜苏醒过来，身体好转到能够出席仪式，骨灰就会被安放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我和弟弟已经将我母亲的骨灰放在那里了。我安排人将她灵牌上的名字磨掉，然后重新刻上她和约翰的名字。最后，在3月23日，他去世之后将近三个月，我目睹他的骨灰被安放进墙里，目睹灵牌被换掉，目睹葬礼的举行。
为了约翰，我们播放了格里高利圣歌。
金塔娜要求圣歌用拉丁文咏唱。约翰也会这么要求的。
我们请人奏响了哀乐。
我们请了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个圣公会牧师。
加尔文·特里灵致了悼词，戴维·霍伯斯塔姆致了悼词，金塔娜最好的朋友苏珊·特雷勒致了悼词。苏珊娜·摩尔朗诵了诗歌《伊斯特库克》 East Coker，美国诗人艾略特的诗作。的节选，就是〃只有在虚文矫饰/或者言不由衷的时候/人们才需要用上华丽的词藻〃那一段。尼克朗诵了克特勒斯的《吊兄长墓》。金塔娜依然很孱弱，但声音坚定，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在这个她八个月前结婚的教堂中，站着朗诵了一首她写给她父亲的诗。
我完成了葬礼。我承认他已经死了。我尽自己所能，公开地完成了这件事。
然而我脑海中对此仍有所怀疑。在春末夏初的一次晚宴上，我碰到一个杰出的学院派神学家。餐桌上，有人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问题。我对此强烈否定，我的反应强烈得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当时立即出现的想法：但我做了仪式。但全都做了。我在圣约翰大教堂办了葬礼，我请人用拉丁文唱了圣歌，我请了天主教牧师和圣公会牧师，我朗诵了〃在你眼中，过去一千年只跟昨天一样〃，我念出了〃天使将会带领你进入天堂〃。
但这依然没能将他带回来。
那几个月间，〃将他带回来〃是我暗中努力想做到的事情，而这终究是一种虚幻的愿望。等到夏季将尽，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想法了。只不过〃明白自己的想法〃并不能让我处理掉他可能会需要的衣服。
自童年起，人们就一直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