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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速器会不会发光，发出的光芒是什么样子。我在想着的是一个物理事实。〃Why I Writ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5， 1976。
这两段话是我们理解狄迪恩所有的作品，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这本《充满奇想的一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的关键。这并非意味着狄迪恩真的缺乏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恰恰相反，从伯克莱毕业的那年夏天，她撰写了一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探讨了弥尔顿的《失乐园》的核心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宇宙的中心究竟是太阳还是地球。独立自主的性格使得狄迪恩不屑于以现成的抽象观念来理解生活。对她来说，纯粹的抽象观念和纯粹的客体一样没有意义，有意义的精神活动只能是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反应。换言之，作家只能而且应该写以自己为中心的外在世界。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上述这篇《我为什么写作》的文章中把写作称为一种侵犯性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行动，原因在于，写作的本质就是将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自己的观念以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读者，就是改变读者的思维，迫使读者以自己的方式看待外在世界。这篇文章现在已经和乔治·奥维尔的同名文章一样，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之作。虽然文章是在狄迪恩毕业之后20年才写的，却反映了作者当时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实际上，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良好的知识素养，给狄迪恩带来了人生的一大契机。
1955年夏天，在伯克莱加州大学念大三的狄迪恩到位于纽约的《时尚淑女》Mademoiselle，美国时尚杂志，和《时尚》（Vogue）同为康德·纳斯特出版社旗下刊物，于2001年11月停刊。杂志编辑部当实习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在狄迪恩之前两年，红颜薄命的天才诗人和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也曾在《时尚淑女》实习，并把她的经历写进了轰动一时的小说《钟型罩》中）。1956年，毕业前夕的她参加一次由《时尚》杂志主办的征文比赛并获奖，从而得到该杂志的垂青：向她提供一个宣传文案的职位。
1956年，从伯克莱毕业之后，年方22岁的琼·狄迪恩毅然决定孤身一人到离家2000余英里的纽约工作，很难说这种选择及其所需的勇气不是独立自主的性格使然。20世纪50年代的萨克拉门托依然是一个封闭的美国西部河边小城，而纽约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之一，这两种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给琼·狄迪恩带来了何种心理影响，《世界人物传记》中的〃琼·狄迪恩〃条做了一番描述：〃身为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狄迪恩和那些东部出版机构眼中的野心家一样，也备受地区差异带来的心理不安所折磨。跋涉的西进路途曾让她的祖先饱尝风霜雨露之苦，而如今，这段重返东部之旅也考验着她固执西部视角的文学忍耐力和成就。〃Encyclopedia of World Biography Supplement， Vol。 20。 Gale Group， 2000。
琼·狄迪恩的祖先曾远赴西部，筚路蓝缕地开创新生活；和他们一样，她也经受住〃考验〃，从低微的宣传文案慢慢升迁，到1963年辞职时，她已经被擢升为该杂志的专题编辑。在她的编辑生涯中，琼·狄迪恩学会了如何让文笔更加简练，更加直接，开始给《时尚淑女》、《国家评论》等杂志撰写书评和影评。到纽约的第三年，也就是1958年，狄迪恩遇到了约翰·格里高利·邓恩。
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出身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服过两年兵役，当时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纽约的《时代》杂志当编辑。同是名校出身、同样从事编辑工作、同样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他们经过几年的交往之后，于1964年1月30日成婚。
在结婚之前几年，狄迪恩已经开始着手创作第一部小说。她白天在《时尚》杂志上班，晚上则在家中构思；断断续续写了好几年之后，她终于完成了前面150页的初稿。她把稿件投出去，接连遭到十二家出版社的拒绝。到了第十三家出版社，伊凡·奥伯伦斯基出版公司接受了，支付给她数千美元的预付金，当时已经是1963年，狄迪恩到纽约的第八年。得知小说被接受之后，狄迪恩辞去了《时尚》的工作，花了两个月把小说的下半部分写出来，小说于同年出版，名为《奔涌吧，河流》（Run River）。
小说以作者的出生地萨克拉门托为背景，讲述了女主角丽莉·奈特·麦克勒兰的不幸婚姻。奈特和麦克勒兰是萨克拉门托河谷地区的两个望族，丽莉·奈特和艾维莱特·麦克勒兰是这两个望族的后代。十七岁的丽莉并不知道自己是否想和艾维莱特结婚，却在懵懂之间随后者私奔。不久之后，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二战期间，艾维莱特应征入伍，离家而去；丽莉则和乔伊发生了婚外恋，怀上了乔伊的孩子。艾维莱特回家之后，说服丽莉堕胎，但他们的婚姻从此有了裂痕，丽莉在乔伊人间蒸发之后，又有了另外一个恋人：莱德·钱宁。艾维莱特最终忍无可忍，开枪打死了钱宁，自知难逃法网，举枪自杀。
这本初试啼声之作起初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外界评论也并不看好。不过，这本小说确实是狄迪恩个人写作理念的实践，书中到处充满着她对生活的看法。当艾维莱特枪杀莱德·钱宁之后，丽莉哀求艾维莱特一起向警察说谎，搪塞罪责。艾维莱特拒绝了她的请求，这时狄迪恩以不无悲哀的语调写道：〃也许，对任何人来说，为别人所做的事情中，最困难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是不去打扰他。也许这才是无私的奉献，才是爱的行动。〃
狄迪恩本人对《奔涌吧，河流》的评价并不高。1978年，她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坦承自己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写作技巧还很幼稚，书中充满了太多的乡愁：〃促使我创作这本书的冲动是乡愁……每一条街道都被提到了，你可以凭借那段描写绘出一幅檀香山地图。这些描写没有任何叙事上的意义。它们只是记忆而已。挥之不去的记忆。我能看出那种冲动。〃〃The
Art of Fiction： Joan Didion〃， Paris Review， No。71， 1978， p。10。
也许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乡愁，促使琼·狄迪恩和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在1964年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定居。结婚之后，邓恩又在《时代》杂志上了两个月的班，然后申请停薪留职六个月，和狄迪恩到了洛杉矶。到了洛杉矶之后，他们决定迁居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牙湾，当起了自由职业者。刚开始时，两人除了撰写一些书评、影评之外，主要的经济收入来自他们在《星期六晚间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周刊，创办于1821年，1969年停刊。所开专栏的稿费，第一年的收入只有微薄的7000美元。《充满奇想的一年》中狄迪恩提到有一段他们连给代客泊车的门童小费的钱都没有，指的就是这一段日子。
然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她撰写的杂文慢慢获得了外界的认可；1968年的杂文集《向伯利恒匍匐》（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出版之后，狄迪恩开始名声大噪。《向伯利恒匍匐》是狄迪恩在1965年到1967年间为《时尚》、《星期六晚间邮报》、《美国学人》、《纽约时报》等报刊所写的杂文合集。狄迪恩为报刊撰稿时，依然展示出很强的个性，只写一些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的话题。比如给《生活》撰稿时，她正好住的檀香山，所以写了很多关于檀香山的文章，而该杂志是一份发行量相当惊人的全国性刊物。《向伯利恒匍匐》是一篇1967年发表于《星期六晚间邮报》的文章，名字来自叶芝一首同名的诗歌。
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文化运动。反文化运动可分为三股潮流：新左派、民权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分别对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嬉皮士运动的主力是一群15到25岁的白人青少年，他们反抗社会制度，批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提倡性解放，吸食大麻等毒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金茨堡、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运动的延续，所不同的是，由于二战后婴儿潮的原因，嬉皮士运动声势更加浩大。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反常行为极其厌恶，目之为异类。1967年，狄迪恩来到嬉皮士运动的圣地旧金山的海特街和阿什伯利街，和那些叛逆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后写出了《向伯利恒匍匐》这篇报道。在这篇令人压抑的文章中，狄迪恩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描述了她在海特街和阿什伯利街的所见所闻，在文章的结尾，她不无同情地认为，所谓嬉皮士，其实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青年，只是他们的前辈失职了，没有教会他们为人处世的规则，没有让他们看到人生的希望。狄迪恩认为嬉皮士生活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中，与外界社会缺乏联系，对他们来说，社会结构自然并不存在：〃我们忘了告诉这些孩子我们正在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与其说他们在反抗社会，不如说他们对社会完全无知。〃
文章刊出之后轰动一时，虽然人们对文章的内容毁誉参半，但狄迪恩自此奠定作为杰出杂文家的地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章，包括1979年出版的《白色专辑》（White
Album），已经成为解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文化的经典之作。著名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曾指出：〃我相信她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英文杂文家……像我这样的社会学家为什么必须看她的作品呢？……在我看来，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如在眼前的记忆，尤其是关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美国文化场景的记忆。〃〃Review of 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 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