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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时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更加乐观的看法：那间手术室原来传出的消息是那个团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让她离开手术台〃。
我记得当时想理解〃离开手术台〃这几个字，可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意思是活着吗？是不是他们说了〃活着〃但杰里没有说出来？不管怎么样，我记得自己心里想，她当然会〃离开手术台〃。
当时可能是洛杉矶时间4点半、纽约时间7点半。我不知道到这个时刻手术已经进行了多久。现在我知道了，因为那份CT扫描报告显示扫描时间是〃15：06〃，洛杉矶时间3点06分，也就是说她的手术才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拿出一本《航班指南》，看看当晚还有什么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洛杉矶。三角洲航空公司有一班晚上9点40分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班机。我正想打电话给三角洲航空公司，但是托尼说，他认为手术尚未结束，最好还是别去坐飞机。
我记得自己没有说话。
我记得自己把《航班指南》放在一边。
我给洛杉矶的蒂姆·鲁滕打了电话，请他到医院和杰里一起等待。我给我们在洛杉矶的会计吉尔·弗兰克打了电话。他自己的女儿几个月前在UCLA急诊室做了神经外科手术。他也说他会到医院去。
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我在厨房摆好了餐桌，托尼和我吃了一点从圣约翰大教堂回来后家人聚餐吃剩的红酒鸡。罗丝玛丽来了。我们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开始讨论，我们将讨论的内容称为〃计划〃。我们刻意使用了〃意外〃这样的词汇，好像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意外〃是什么。我记得给厄尔·麦格雷斯打了电话，问他我到洛杉矶能否住他的房子。我记得我说的是〃如果我需要的话〃，这也是精心编造的词语。我记得他直接打断了我的话头：他第二天正好要坐朋友的飞机去洛杉矶，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午夜时分，杰里打来电话，说手术已经结束。他们现在要再做一次CT扫描，看还有没有出血的地方被他们漏掉。如果还在出血，他们会再进行一次手术。如果没有出血，他们会做进一步的治疗，在腔静脉植入滤片，阻止血栓进入心脏。纽约凌晨四时许，他又打电话来，说CT扫描表明血止住了，他们已经植入了滤片。医生跟他说起手术的情况，他把医生的话都告诉我了。我做了记录：
动脉出血，血从动脉喷出来，像喷泉一样，房间里到处都是血，没有血栓。
大脑被挤向左边了。
4月30日深夜，我从洛杉矶回到纽约，在厨房的电话旁边的一张日用品清单上看到这些笔记。现在我知道〃大脑被挤向左边〃的术语是〃脑中线移位〃，我当时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隐隐觉得她的情况已经不妙了。五个星期之前的那三月的一天，我还以为我需要给金塔娜准备依云矿泉水、糖蜜、鸡汤和亚麻籽粉。
看书、学习，把麻烦找出来，去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要找的主题已经确定了。
手术隔日早上，在去蒂特波罗机场坐飞机之前，我在互联网上查找了〃固定和发散的瞳孔〃的信息。我发现人们管这个叫〃瞳孔散大〃。我查看了波恩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系研究人员所写的一份论文的摘要。他们对99个单眼或双眼瞳孔散大的病人进行了跟踪研究，总体死亡率是75％。在过了24小时之后还活着的25％中，15％的情况属于格拉斯哥预后评级中〃效果不佳〃一项，另外10％则属于〃效果良好〃。我转换了这些百分比：99个病人中，有74人死亡。活下来的25人中，过了两年之后，有5人成了植物人，10人严重残疾，8人行动不便，2人完全康复。我还了解到，固定和发散的瞳孔意味着第三颅神经和脑干上部受损或者遭到压迫。接下来那几个星期，〃第三颅神经〃和〃脑干〃出现的频率远比我想听到的次数要多。
9
我记得第一次在UCLA的重症监护中心见到金塔娜时，我低声对她说：〃你不会有事了。〃我在这里，你不会有事的。为了动手术，医生把她的半边头剃光了。我能看到那道长长的切口，还有那些弥合切口的金属钉子。她又只能通过一根呼吸管进行呼吸了。我在这里。一切都好了。
等到她终于能开口说话那天，她问我：〃你什么时候就得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吃力，脸上绷得紧紧的。
我说除非我们两个一起走，否则我不会离开。
她的脸松弛了下来。她又睡着了。
那几个星期间，在我看来，这是自我们从圣莫妮卡的圣约翰医院把她带回家那天以来，我许给她的一个重要诺言。我将不会离开。我将会照顾她。她将会好起来。我还想到这是一个我无法实现的诺言。我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没办法永远不离开她。她已不再是个孩子。她已成年。这些是所有的母亲所无法阻止或者解决的事情。除非她因为某些事情而夭殇，比如贝斯·以色列北院发生的事情就差点要了她的命，除非她在UCLA不治身亡，否则我会在她之前离开人世。我记得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时，我曾被〃先死〃这两个字弄得心情抑郁。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每当和律师讨论过之后，我总会以一种新的眼光泰然看待〃相互的灾难〃这个词组。然而，有一次，我从檀香山坐飞机到洛杉矶，飞机颠簸得厉害，我想象到这样一种相互的灾难，却无法接受。在我的想象中，飞机将会坠毁。奇迹般地，她和我将会在坠毁中生还，抓着飞机的残骸，在太平洋中漂浮。我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我当时正来月经，血液会引来鲨鱼，所以我只得抛弃她，独自游开，留下她一个人。
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所有的父母都会有这种为难的感觉吗？
母亲九十岁那年，在接近死亡的时候，她曾对我说她不怕死，但她不能死。〃你和吉姆需要我。〃她说。当时我弟弟和我都已年过花甲。
你不会有事的。
我在这里。
在UCLA的几个星期间，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我认识的人，不管他们是在纽约，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其他地方，他们都有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人士才会有的思维习惯。他们绝对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他们绝对相信手边拥有的电话号码、某位合适的医生、某个主要的器官捐赠者、某名能在州政府或者司法部帮忙的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些人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巨大。实际上，他们打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这一生中的多数时间，我也曾对自己控制各种事情的能力深信不疑。如果我母亲突然在突尼斯住院，我能够安排美国大使馆给她带几份英文报纸，让她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巴黎和我弟弟汇合。如果金塔娜突然在尼斯机场碰到什么难题，我能够安排英国航空公司的某个人让她乘坐英航的班机到伦敦找她的表亲。然而由于我天生多虑，我总是有一定程度的恐惧，总是担心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所无法控制或者处理的。一些终究会发生的事情。这一次就是其中之一。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终结。
金塔娜昏迷不醒地躺在UCLA时，我跟很多人聊过天，他们似乎都没有这种恐惧。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能够得到解决。他们只需要了解清楚便能解决它。他们只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就能解决它。他们需要答案。他们需要〃预后〃。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预后。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有两种可能，我后来知道，这两种可能都是错的。一种可能是她摔倒了，摔倒造成的创伤引起血液流进她的大脑；她先前为预防血栓而服用的抗血凝剂有引发这种情况的危险。第二种可能是在摔倒之前，血已经流进了她的大脑，并导致她摔倒。服用抗血凝剂的人容易流血。他们轻轻一碰就淤血。血液中抗凝剂的浓度单位叫做国际标准化比率，它很难得到控制。血液必须每隔几个星期，有时候每隔几天，就进行检测。服用的剂量必须做出一些复杂的微调。对金塔娜来说，理想的国际标准化比率是2？2，上下波动不能超过0？1。飞往洛杉矶那天，她的国际标准化比率超过4。这是一种可能导致自发流血的浓度水平。我到了洛杉矶，和主刀医生交谈，当时他说他〃百分之百地肯定〃脑出血是摔伤造成的。其他几个和我交谈的医生则没有这么肯定。其中有个医生说飞行本身也会致使脑内血压增高，最终导致出血。
我记得我一再追问医生这一点，我自己（不止一次）试图控制局面，得到答案。我在UCLA医疗中心咖啡馆外面的院子给他打电话。咖啡馆的名字叫〃医学咖啡馆〃。这是我第一次到医学咖啡馆，有人跟我说过这个咖啡馆最惹人注意的常客，一个秃顶的矮子（我想他可能是神经精神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病人，得到可以在周围走动的许可）。那人有一种强迫症，会在咖啡厅里尾随女性，不停地吐口水，说着诸如她太丑了、她太贱了、她真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之类的脏话。那天早上，这个秃顶的矮子正好一路跟着我走到院子里，所以我很难听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那是因为摔伤，有一根血管破裂了，我们看到了。〃我想他是这么说的。这似乎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就算有一根血管破裂了，那也绝对无法排除血管破裂在前并且引起摔倒的可能但正是在医学咖啡馆的院子里，在这有个秃顶的矮子朝我脚下吐口水的院子里，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无关紧要。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把它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接受。
这通电话，是我到洛杉矶的第二天打的。我记得医生在电话中还跟我说了几件事情。
我记得他说她的昏迷可能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