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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把灯绳撞的来回摇动，跟着逃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里生气地叫一声，它立即飞回笼里去。
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决不飞出去。
渐渐它胆子大了，就落在我书桌上。
它先是离我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俯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它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嚓嚓响。
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意。这样，它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角质的小红嘴，“嗒嗒”啄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啄两下我的手指。
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扭动滚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
有一天，我伏案写作时，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呆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扒在我的肩头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脚刚好给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它没醒，睡得好熟！
还呷呷嘴，难道在做梦？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感觉黄昏时听音乐是种特殊享受。那当儿，暮色浓深，屋里的一切都迷朦模糊，没有什么具体清晰的形象映入眼帘，搅乱头脑；心灵才能让听觉牵着梦游一般地飘入音乐的境界中去。——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我这种感觉既强烈又奇妙，以致我怀疑自己有点神经质。记得那次绝对是个黄昏，大概是听舒曼的《梦幻曲》吧！家里只我自己，静静的空间贯满了那深沉而醉心的琴音。房子的四角都黑了，窗前的东西变成一堆分辨不清的影子，只有窗玻璃上还依稀映着一点淡淡的桔色的夕照。
我的心像被这音乐洗过一样圣洁。不知是心沉浸在琴音里，还是琴音充溢在我的心里，一股潜流似地婉转回旋。于是我被感动起来，并且这种动心的感觉渐渐加强，心里的潜流形成一个疾转的漩涡，到了感动的潮头卷起，我忽然不能自己。好像有根无形的搅棒，把沉淀心底的乱七八糟的事全都翻腾起来。说不出是什么难忘的事或感受过的情绪，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甜蜜？忧伤？思念？委屈？已经落空的企盼？留不住的美景？……一下子，大滴大滴的泪珠子竟然自个儿夺眶而出，滚过脸颊，落到地上。我倚着门框，仰起头，衣襟很快就湿了一片。我完全不能自制，也不想自制，因为这决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异样的、令人颤栗的幸福的感觉。平日里，给一些意外的事偶然触动，也会生出这样一种感觉，却总是一掠而过，从没有如今日这般有力地撞击我的心扉。
然而我不明白，这感觉究竟是怎样来的，是那琴音招引来的？到底是哪个旋律、哪个和声打动的我？为什么以前听这支曲子时从无这般感受？更奇怪的是，以后，多少次黄昏时，我设法支开家里的人，依旧在这光线晦黯、阴影重重的安寂的小屋里，独自倚门倾听这曲子，但再也不曾出现那种忍俊不禁、苦乐交加的感觉了。
那琴音仅像一丝微弱的风，难得再在我心中吹起浪头。怎么回事？……感觉是找不到的，只有它来找你。
真好
刘墉
在大学主编校刊，见过许多同窗的好作品，内容都不记得了，唯有一篇文章的，一直未曾忘记：“年轻，真好！”在报纸副刊的女作家小说专辑里，看到一段动人的情节，倒不是其中对少女初历人事、云雨缠绵的描写，而是那少女在激情时所说的一句话：“有身体，真好！”一家人到佛罗里达度假，坐在海洋世界的湖边，看孩子挤在人群中跳草裙舞，阳光和煦，海鸥翩翩，妻笑着说：“有钱，真好！”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一直未曾会面，最近突然来信，行间不再是千云的豪气，却满是人生的哲理，尤其是临结尾一句话，震人心弦：“活着，真好！”从追求年轻的奔跃、肉体的激情、金钱的力量，到仅仅是活着，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吗？
真话难说
《南方周末》
蒋子龙
一位尚不足60岁的作家住进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现代医疗技术的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已无法做手术，也没必要了。家属却坚决要求医生给开一刀，不能白白地等死。现代医疗技术无论多么先进，终归是隔皮看瓤，打开后万一还有希望呢！把毒瘤多少切去一点，总比一点不切要好吧？更重要的是为了安慰病人。家属告诉他是肺里长了个良性小瘤子，如果不手术，关于良性的谎言岂不就得戳穿？家属还请求作家协会出面，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医院给实施手术。于是我们也加入撒谎行列。
医生虽然明知手术对病人有害无益，也只能答应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的请求。因为他们也是撒谎者，从一开始就和家属一起向病人隐瞒了真实病情。哪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不是这样做的呢？从谎言变成了行动，病人的身体被切开了，跟医生预料的一样，决无手术的可能了，原样又缝合起来。绝症在身的病人又白挨了一刀，损伤了元气。得到的只是一句新谎言：手术很成功，很快就会好的。
所有到医院看望他的人不仅重复着家属提示的谎言，还即兴创造出一些新的谎言。包括他家的小孩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态说着大模大样的谎话。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倒有一种神圣感，一种悲壮感，都在扮演保护他的角色。
大家心安理得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是为了他好，怎么骗他都没有关系。
自以为比对方强大，可以撒谎，出于同情对方，为了让他高兴，也可以撒谎。
他的生活被谎言包围着，也许他的余生就得靠这些谎言支撑着。
他的精神居然真的好起来，要求看文件；给医生写了感谢信；提出了病好后挂职深入生活的计划；要求再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孩子多，已经给过他两次房子都不够用的；要求专业职务评定委员会把他由二级作家升为一级作家……他的全部要求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人们无法拒绝一个不久于人世的人。这些应允又是不可能马上都能兑现的。正因为用不着兑现，别人才答应得那么痛快。
为什么欺骗一个快死的人就不觉得是缺德呢？因为说谎的动机是善良的。是诚实的虚伪，是诚诚恳恳地在说谎。深恶孩子说谎的家长，同时又教孩子撒谎。其实也难得有自己从不撒谎的家长。
有人喜欢这样标榜自己：“你什么时候听我撒过谎？”——这本身就是一句漂亮的谎言。在文艺作品里形容正面人物的正派总是用“他从不撒谎”这类的套话——这又是一种貌似豪迈的谎言。人不能没有真诚。即便是最无耻的骗子，也有知心朋友，也有说真话的时候。同样，什么时候生活中又真正禁绝过谎言呢？我想找到一种关于谎言的权威解释，却意外地发现许多不朽的人物都说过关于谎言的好话：英国人文主义者阿谢姆说：“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法国作家法朗士说：“若是消失了谎言，人类该是多么无聊无趣呀！”拒绝任何宗教，宣布上帝已经死了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说：“从来没有说过谎的人，不知道真实是什么。”法国道德家沃夫纳格说：“人人生来都是纯真的，每个人死去时都是说谎者。”
够了，再举下去就有点“谎言广告”的味道了。
恶意的谎言应属造谣、诽谤，不在此列。
美国作家冯纳古特说：“人需要好的谎言，可惜好的谎言难逢，烂的谎言太多。”
一个欧洲大作家到政府禁止垂钓的地方去钓鱼，而且向旁边的人瞎吹：“昨天我从这儿钓了7公斤！”正巧警察走过来，要按他自己坦白的数字罚款。这位作家说：“先生，你不能罚我的款，我是作家，虚构是我的工作。”这算不算冯纳特所喜欢的“好的谎言”？那么，人们也可以把成功的创作、美妙的想象视为“好的谎言”。
尽管人们推崇真话，还是搞了一个“愚人节”，其实就是说谎者的节日。大大方方地享受说谎的快乐和被谎言欺骗的快乐。
有人称作家为“人精”，这位患晚期肺癌的同行，怎么会听不出或看不出大家是在骗他呢？病长在他身上，即便别人能骗得了他，他的身体、他的感觉还能骗得了他吗？人，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撒谎。所以“人才离自己最远”。不愿或不敢正视的事实，就宁愿相信它不是真的。
一个平时最瞧不起人或许是他最瞧不起的人，听说他得了绝症，到了医院跟他和解，不慎说漏嘴，桶穿了窗户纸。他奇迹般地开始昏迷，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是真话害了他，还是谎言害了他？是被欺蒙地活着好呢，还是明白真相后死去好呢？在为他治丧的日子里人们还议论几句，不久便没有人再去想他了。
正确对待自己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天降大任的伟人，也有屡遭挫折的普通人，虽然他们的才能地位十分悬殊，但是，高贵的品质和卓绝的毅力可以使伟大的人谦虚谨慎，严己，始终将自己视为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也可以使平凡的人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做出惊人的成就。
《帅门家风》向我们奉上的是一个老党员对人民的赤诚之心。在刘帅面前，一切以权谋私的人都应该羞愧。
《电学天才斯泰因梅茨》则告诉我们：在有故障的机器上，“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那里划线，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这个意味深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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