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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漫话-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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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曹风》
  《侯人》是写曹共公的事。《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有关曹共公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的记载,僖负羁是春秋晋文公同时人,约当公元前六四〇年左右。余篇不详。曹国在今山东西南部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地方。也只存四首诗。曹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位于齐、晋之间,统治者如曹共公等,生活非常腐化,人民感到悲观失望,这是很自然的事;《蜉蝣》一诗正是它的代表作。
  12、《豳风》
  《破斧》篇说:“周公东征”,《东山》说:“我徂东山》滔滔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它是周公东征士卒在归途中所作的诗。西周亡后,豳地为秦所有。所以《豳风》全部都是西周的作品,是《国风》中最早的诗。豳,亦作邠,在今陕西栒邑、邠县一带地方。豳地原来是周的祖先公刘所开发的,周是重视农业的民族,所以豳诗多带有务农的地方色彩,除《七月》外,《东山》等诗,也可以看出它的影子。《汉书·地理志》说:“昔后稷封邰,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稿,务本业,故豳诗言农业衣食之本甚备。”这几句话,说出了豳诗的特点。
  以上是十五国风产生的时间和地区,因为民歌部分是人民的口头歌唱,经过人们的传诵到采集、写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时间。所以对《国风》的创作年代,只能指出它的大致时间。再则古代诸侯常有迁徙、吞并的事,这里只能指出各国大致的区域轮廓。
  《诗经》虽然经过太师、乐工们的加工删改,但如仔细分析,仍旧可以看出各国不同的特点与风格。《大雅》的大部分诗作于西周前期,其中最早的是《文王》,《吕氏春秋》曾引这首诗,以为是周公旦所作(约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最晚的诗,可能是《瞻卬》和《召昊》,是幽王时候的作品。《小雅》各篇产生的时间最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以厉、宣、幽西周末年的诗为最多。它最晚的诗,如《节南山》提到“尹氏”,《正月》提到“褒拟”,约当平王初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大雅》和《小雅》多半是周王朝大夫上层人物的作品,产生在西、东周的首都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小雅》中的少数民歌,是用首都声调谱曲的,它的产生地可能在周都的郊区。如《大东》、《采薇》等诗,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据后人考证,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大约一百多年间(公元前一一〇〇至九五〇年),都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中以“大武舞歌”的《武》、《賁》、《桓》等为最早。《商颂》即宋颂,是宋人正考父依据商之名颂改写的,用它歌颂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鲁颂》里的《閟宫》有“奚斯所作”一句,奚斯是鲁僖公时人(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①——①薛若《韩诗章句》:“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段玉裁“奚斯所作解“也证明《閟宫》确为奚斯所作。《駉》,《毛序》认为“史克作是颂”,史克是鲁襄公时人(公元前五七〇年左右)。可见《鲁颂》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鲁颂》产生在春秋鲁国的首都山东曲阜。《商颂》是宋诗,产生在春秋宋国首都河南商邱。
  
  四、采诗说、删诗说和《诗经》的形成
  
  从漫漫几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在茫茫儿千里中产生出来的,又出自各种各样的男女老少之口的诗歌,是怎样搜集、编订成为一本完整的《诗经》的呢?关于它的来历,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即“王官采诗说”和“孔子删诗说”。
  1、王官采诗说
  《诗经》中的一部分诗是民歌,据古书说,这是周王朝派出专门的官员到各地去采集的。官员的名称,各书不同,如“行人”、“遒人”、“轩车使者。”、“。。人使者”等;但他们“采诗”的职务是相同的。古书对采诗的制度怎么说呢?
  (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顶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按《夏书》指逸书《胤征》篇,可证道人的官积,在左丘明以前就有。
  (二)《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读与‘记’同”。宋翔风《孟子赵注补正》:“《孟子》:‘王者之迹熄’,‘迹’当作‘。’。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后人多闻‘迹’,寡闻‘。’,故改。为迹。”按许填和宋翔凤解释孟子所说的“迹熄”二字,是正确的;采诗遒人官职废止以后,诗歌就没有了,接着就产生《春秋》这一部书。可见孟子也说到遒人的官职。
  (三)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人”就是“遒人”,它和“使者”,“行人。”同实而异名。
  (四)《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牅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五)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男女有所怨恨,想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本页以下阙)
  2、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在汉代以前的书上没有记载。到了汉代,有人认为王官到民间采的诗非常多,现存的《诗经》,不是太师保存的旧本,是经过孔子删订过的。这种说法,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来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宋欧阳修更发展了《史记》、《汉书》的说法,归纳出孔子删诗的删章、删句、删宇的三个原则①,顾炎武则进一步为孔子不删“淫诗”作辩护②。可见一般学者,是如何崇奉《史记》、《汉书》孔子删诗之说了。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③孔颖达、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正义》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引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朱矗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己。”“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①
  到了清代,学者纷纷起来剖析,证明孔子井没有删诗,只有订正乐调的功绩;可以朱彝尊、赵翼、崔述为代表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
  (二)如果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书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
  (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什么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削这些合礼的诗?——①朱彝尊《经义考》引。
  (四)吴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名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候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
  (五)古代外交家常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借以表达他们的意图、态度,所以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
  (六)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
  删诗之说,是司马迁说的。学者不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却信别人的话。的确,我们研究《诗经》的人,应该信孔子自已说的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孔子对《诗经》曾作核定乐谱的工作,他在“正乐”方面是有功绩的。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后人窜入条》的考证,说明《史记》是有后人窜改的地方。关于孔子删诗这一段记载,可能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总之,学者参加怀疑删诗说的论争,理由充足,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什么人再会相信它了。
  孔子删诗说既不足信;那么到底是谁去整理、加工,成为现在这部《诗经》集子呢?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说:“《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子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郭先生的愈见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古书中记载的逸诗,多半是长短句,如《左传·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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