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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在今陕西。周的都城在陕西省西安西南，古代叫做“镐”。这地方的乐调，被称为中原正声。按“雅”字《说文》作“鸦”，鸦和乌古同声，乌乌是奏调的特殊声音，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①好象现在人叫北京的乐调为“京调”，叫用京调歌唱的戏为“京戏”一样。《左传》鲁昭公二十年说：“天子之乐曰雅。”风、雅的区别，好象现在俗调和京调的区别一样。雅乐又有《大雅》、《小雅》的分别，朱熹说：“小雅，燕飨之乐也；大雅，朝会之乐。”惠周惕《诗说》说：“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说：“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以上三说都没有什么确证；所以，到现在为止，关于大小二雅的区别还没有得到圆满可信的解释，但它们属于音乐性质的区别是没有疑问的。
颂，古代就是“容”字，阮元翻作“样子”①，即“表演”的意思。颂不但配合乐器，用皇家的声调歌唱，而且带有扮演、舞蹈的艺术。它和风、雅不同，风雅只清唱，歌辞有韵，声音短促，迭章复唱。颂诗多无韵，由于配合舞步，声音缓慢，多不分章，这就是颂乐的特点。②还有人提出，《周南》、《召南》的“南”和雅、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说：“可知卜辞之‘八南九南’，或‘一羊一南’，实即‘八铃九铃’，或‘一羊一铃’，《小雅》之‘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实即‘以雅以铃”，‘胥鼓铃’也。”郭先生的意见，认为甲骨文的“南”字，是象形字，象铃形状的一种乐器。这是很有可能的。章太炎《大雅小雅说》说：“郑司农注《笙师》曰：‘雅状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另外《三才图会》里也有“雅”的图样。雅确实是古代一种乐器的名字，章说也是可信的。张西堂《诗经六论》说；“从文字通假上来看，古字‘颂’、‘镛’通用。《仪礼·大射仪》‘颂罄东西’注：‘西方钟罄谓之颂，古文颂为庸。'《周礼·眡瞭》‘击颂罄笙罄’注：‘颂或作庸。’《书》‘笙镛以间’，正作‘镛’。”张先生的意思，颂宇古时候与庸字通用，庸即镛，是一种奏乐用的大钟，就是《大雅·灵台》“賁鼓维镛”的镛。这是一种新的见解，介绍给大家作个参考。但是我们要注意，即便南、雅、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到了编辑《诗经》的时候，这些乐器名字已经都演变为乐调名字了。郭沫若说：“《诗》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孽乳为曲调之名，犹今人之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耳。”这个意见是很精辟的。
风、雅、颂虽以音乐分，但风既是地方的乐调，其配合的歌词，多半是里巷歌谣言情之作，既是民歌，当然会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内容与其艺术特点。风诗亦有贵族作品，它流传于民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传诵和批准。《小雅》中也有民歌，如《谷风》、《采薇》，它可能产生于陕西的郊区，用该地的调子歌唱的，故列入《雅》中。《颂》则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之作。所以《诗经》虽以音乐分类，但这种分类是和诗歌的思想、艺术密切相关的。
此外，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些与《诗经》有关的名词，这些名词在以往研究《诗经》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
诗之六义：风、雅、颂都是从音乐上得名的，古代的《诗经》整理、编订者们即按此标准将诗篇分类，于是这三种乐调便成为《诗经》中三种不同的体裁。另外，《诗经》还有三种杰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叫赋、比、兴，《毛序》将风、雅、颂、赋、比、兴放在一起，统称为诗之“六义”。
四诗：有人主张《周南》、《召南》是独立的部分，不能算在《风》里，应该和《风》、《雅》、《颂》并列，叫做“四诗”。倡《二南》独立的，开始于北宋苏辙的《诗经传》，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南宋王质和程大昌才正式承认。王质在《诗总闻》里将《诗经》分为《南》、《风》、《雅》、《颂》四部分，他说：“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礼》‘胥鼓南’，见《春秋传》‘舞象箾南龠’，大要乐歌名也。”程大昌《诗论》从其说，论据和王质说的差不多。到了清代，顾炎武、崔述起来响应。顾炎武《日知录》说：“《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崔述《读风偶识》说：“南者，诗之一体。”近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释四诗名义》和陆侃如、冯沅君《诗史》都主张《二南》独立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魏源《诗古微》、胡承珙《毛诗后笺》开始反对《二南》独立，他们的理由约有三点；一、《周官》说的“六诗”和《毛诗》说的“六义”，都没有提到南。二、南是地名，不是乐名。三、《左传》叫《召南》的诗篇《采蘩》、《采蘋》做“风”。以上两派的意见，都有根据，各言之成理。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证得很清楚，认为“南”是古代国名，见于《世本》等书。他又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序》说：“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证明“南”确实是古代地名。周成王把南国分给周公旦、召公姡ё霾梢兀梢夭皇枪荒芗由稀胺纭钡某坪牛员嗍娜司陀貌梢氐孛苣稀⒄倌献鍪谋昴俊Ｆ涫的霞热皇堑孛匀灰灿兴牡胤嚼值鳎性凇斗纭防铮⒚挥胁煌字Γ趾伪囟懒⒛兀俊睹颉坊褂幸恢帧氨浞绫溲拧钡乃捣ǎ担骸爸劣谕醯浪ィ褚宸希淌В煺沂馑祝浞绫溲抛饕印！闭馐谴铀纳缁岣戳⒙鄣摹Ｂ砣鸪郊右运得鳎担骸案茄乓允銎湔勒呶源唐湔裾呶湟病！彼衔缯攀歉杷掏持谓准兜氖浞绫溲攀潜┞锻持谓准兜氖徽馐谴邮男灾柿⒙鄣摹ＶＰ抖稀范迤形纾囤纭分痢夺俜纭肥形浞纭！堵姑分痢遁驾肥形⊙牛段耐酢分痢毒戆ⅰ肥似形笱牛读隆分痢逗尾莶换啤肺迨似形湫⊙牛睹窭汀分痢墩訇弧肥形浯笱拧Ｋ撬健氨洹保嵌浴罢倍裕衔┞锻持谓准兜氖遣徽摹Ｊ导噬稀妒防镆恍┓泶淌桶槭际呛檬獠皇前研矶嗪檬室獗岬土寺穑克撬秸绲摹抖稀分械摹陡嵫颉罚皇且皇追泶膛卤ナ车陌髡叩氖穑俊兑坝兴利帯罚皇欠从嘲楹屠窠痰拿艿氖穑⒅Ｕ渲担邮哪谌菘蠢矗敲馨俪龅摹Ｋ裕颐墙裉於源车摹胺缪耪洹八担荒茏魑慰迹胁豢杀凰俊�
鲁诗、毛诗、齐诗又有四始之说。鲁说见《史记·孔子世家》，他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司马迁认为每种体裁的第一首诗就是“始”。《毛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毛序》所说的“始”，可能就是指“正诗”而言。成伯玙《毛诗指说》解释《毛序》这段话说：“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他所谓正，就是对变风、变雅说的。齐说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之《诗纬》，他说：“《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巳为火始，《鸣雁》在申为金始。”按以上三说，鲁说以《风》、《雅》、《颂》的第一篇诗为始，还有可取之处。毛说以《风》、《雅》、《颂》正是始，那是个人的脆测。齐说以阴阳五行说明四始，是一种迷信无稽之谈，更不足信。我们研究《诗经》者，知道有“诗之四始”这一术语就够了。
三、众多的诗人，漫长的年代，广袤的地域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三百零五篇，诗的作者不下数百人。可惜这些诗人的真名实姓都已经湮没不可考了，我们只能从他们的歌吟中来体会其思想感情，真正可以确知的作者不过几个人。《诗经》中有一部分贵族的作品，它们的作者的姓名，或者是古书上有记载，如《尚书·金滕》说《鸱肥侵芄鳎ň笕丝贾ぃ督痣肥俏笔椋豢尚牛蹲蟠匪担骸靶砟路蛉烁场对爻邸贰！被蛘呤亲髡咴谑凶员ㄐ彰纭督谀仙健匪担骸凹腋缸魉校跃客踉K。”《巷伯》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崧高》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閟宫》说：“新庙奕奕，奚斯所作。”但是家父、孟子究竟是什么人，却还是不知道。
至于《诗经》中的许多民歌，那就更无法知道它出自哪一位劳动者之口。比如《伐檀》，我们只能估计是一群伐木造车的工匠们的愤怒坑议；《七月》，也只能揣测它是农夫和农妇们在拼作、采桑时的集体歌唱。《氓》是一位弃妇悔恨之词，《君子于役》是一位思妇缠绵之作。由于他们的吟唱引起了许许多多人的共鸣，所以能在民间广泛地口耳相传，不断地修改，成为集体的创作。其最初作者为谁，倒并不是很重要的了。
汉代的经师们，对《诗经》的作者，有不少说法。如《毛序》说《燕燕》是卫庄姜的作品，《韩诗》说它是卫定姜所作。渭人崔述反驳说：“此诗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伤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