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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穆夫人是当时一位不平凡的女子。古代礼法，凡是国君夫人父母已经死了只有奔丧可以回娘家，否则是违礼犯法的事。许穆夫人勇敢果断地冲破礼教的束缚，抗拒许大夫的阻拦，回到漕邑。在诗中提出“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向强大的国家求救，依靠他们出兵救亡）的主张，终于得到齐桓公的出兵帮助，恢复了国家。《左传》又说：“齐侯使公子无亏帅师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公子无亏是许穆夫人姐齐子所生，是她的外甥）。”可见《载驰》一诗在当时的政治意义与效果了。《韩诗外传》记载了孟子对许穆夫人的评论：“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谓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孟子说她违背礼教的常道，采取权宜的回卫办法，都是从爱国思想出发。孟子对她的评价是很高的。许穆夫人是一位有见识、有斗争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
六、《诗经》中的赋、比、兴
1、赋、比、兴的含义
赋、比、兴是古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归纳。首先做这种归纳工作的，可能是周代王官太师。前面我们说过，太师的职务，是配制乐调，搜集民歌，教授六诗。雅、颂是贵族献的，原来藏在官府里，风诗则是从民间采来的，《诗经》的全部诗歌都掌握在太师手里。而他最重要的一个职务，就是教授六诗。
六诗的内容是什么呢？《周礼·春官》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风、雅、颂是诗歌的分类，赋、比、兴是诗歌的艺术手法。我们看《左传》所记载的吴季札观乐和列国士大夫的赋诗言志，《礼》中贵族燕会时乐工的歌诗，除几首逸诗外，都是风、雅、颂的篇目。所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说：“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诗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他用“体”和“词”来分别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差异，并说明赋、比、兴不是另有篇卷，而是诗的表现手法。所以我们说太师所讲授的六诗，不仅谈诗歌的体裁，还谈诗歌的表现手法。古代学在王官，官师不分，官吏就是教师。民间无私学，只有贵族能受教育，人民是得不到学习、研究的权利的。诗歌既为太师所保骨，六诗又为他上课教材之一；那么，担负总结诗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的工作，可能就是周代的太师。
《周礼》六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风、雅、颂既然是诗歌的分类，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为什么太师将风诗放在表现手法的前面呢，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因为赋、比、兴都是从具体诗篇里总结出来的，风诗里不论是民歌或文人创作，多半是在民间流传的诗歌。赋、比、兴是风诗的艺术特征，而雅、颂则多半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他们往往从民歌中吸取一些养料，所以太师将风诗放在第一，雅、颂放在赋、比、兴之后。
孔颖达说：“六诗次第如此者，……风之所用，以赋、比、兴为之辞，故于风之下即次赋、比、兴，然后次以雅、颂；雅、颂亦以赋、比、兴为之。”孔颖达的话，指出了赋、比、兴是民歌风诗的艺术特征，所以在风诗下即次赋、比、兴。雅、颂虽然也运用这些手法，但他们殊少创新，都是从民歌中吸取营养的。什么叫做赋、比、兴？从文字的含义讲，三者的区别是极其明晰的；而古人最早用赋、比、兴三宇的，就是《诗经》时代的诗人。
《大雅·烝民》说：“明命使赋。”《毛传》：“赋，布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说：“赋读为敷。”……朱熹《诗集传》：“浦，布也，布其师旅也。”按古时赋、敷、铺、布都是同音通假字，所以《诗经》里赋和敷、铺互用，都训为布，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
比字最初见于《卫风·谷风》的“比予于毒”。按这句的“于”字，当作“如”字用，如果译作今语，就是说“你比我象毒物似的”。《谷风》的作者用人们对毒物厌恶的心情，来比方她丈夫对自己的遗弃。可见比就是比喻。
至于兴字见于《诗经》者，共有十六次《大雅·大明》：“维予侯兴”。《毛传》：“兴，起也。”中国最早的两部字典《尔雅》和《说文》，都训“兴”为“起”。按“起”和“启”也是同音通假字，就是启发的意思，所以《释文》训“兴”为“发”。《论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里的“兴”和“起”，都含有“启发”的意思。不是单纯的“起头”或“开头”的意思。
由上看来，《诗经》时代赋、比、兴三字已经被诗人普遍地应用。赋是铺陈，比是比喻，兴是启发，三字的意义非常清趋，是决不会互相棍淆的。古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对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多半下了定义。现在选择我认为较确切的四家，介绍如下：
（一）郑众：“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①
（二）刘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②“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①
（三）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②
（四）李仲蒙：“序物以言惰，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③
以上四家，对于赋、比、兴的含义，说得比较清楚。赋是铺叙，比是比喻，大家是一致的。至于对兴的解释，各人也都说出了它的特点。郑众的“托事于物”，即指兴的手法，是诗人将自己心中的本事或思想感情，寄托在自然界的景物上，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兴句在全诗起了塑造形象、点出主题思想作用的特点。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李仲蒙的“触物以言情，谓之兴；物动情也”。三人的话虽不相同，但都指出了兴句是诗人触物联想的特点，也就是刘勰所说的“起情”。不过刘勰的话，又多了“依微以拟议”一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借自然界的鸟兽草木、山川日月这些东西来歌咏人事，表现其歌颂或暴露之意。这就发挥了郑众的‘托事于物”这句话的意思。李仲蒙所说的物，即指诗人所见的或所要写的客观事物，情即指诗人所表现的主观的思想感情。他认为赋、比、兴就是情和物之间不同的联系，而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语极精辟。朱熹的定义，简单明了地说出了三者的特点，博得后人广泛的应用。
2、《诗经》中的赋
赋在《雅》和《颂》里用得最多，《国风》中也不少，可见赋是诗人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古代有人曾为《诗经》中的赋、比、兴做过一番统计工作。谢榛《四淇诗话》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他的统计可能有出入，但结合诗篇的实际情况看来，赋句确实占多数。孔颖达说：“赋直而兴微。”①赋是比较直捷、明显，不象兴那样复杂、隐约，使读者不易识别。因此后人对它的研究也较少。这倒不是他们轻视赋，相反的，赋对后世的影响并不亚于比、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①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②作为六义之一的赋，到了汉代，成熟地发展为一种文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③两汉是赋的盛行时代，至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写作者仍然不少；于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了。
《诗经》诗人运用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约可分如下几种：
（一）全诗均用赋法者。在《国风》中如《二南》的《采蘩》《采蘋》《野有死麕》《驺虞》等；《邶风》的《击鼓》《式微》《北门》《静女》《二子乘舟》等；《啵纭返摹抖ㄖ街小贰对卦爻邸返龋弧段婪纭返摹逗庸恪贰犊紭劇贰赌竟稀返龋弧锻醴纭返摹毒友镅铩贰毒佑谝邸返龋弧吨７纭返摹妒逵谔铩贰杜占γ贰墩选贰督仆贰朵阡ⅰ贰队信怠贰剁灰隆贰督僮印贰蹲翊舐贰贰斗帷返龋弧镀敕纭返摹都γ贰痘埂贰吨贰抖轿疵鳌贰剁侧怠返龋弧段悍纭返摹囤灬病贰妒吨洹返龋弧短品纭返摹段抟隆贰陡狒谩返龋骸肚胤纭返摹缎∪帧贰段佳簟贰度ㄓ摺返龋弧冻路纭返摹锻鹎稹贰度粘觥贰吨炅帧返龋弧惰矸纭返摹端毓凇返龋弧夺俜纭返摹镀咴隆贰抖健返取！堆拧泛汀端獭分腥酶痴撸虿皇っ毒佟�
这一类的赋，以《七月》为例：全诗共八章，写一年四季的气候，写农夫的劳动，春耕、秋收、冬猎、盖房、筑物；写农妇的劳动，采桑、养蚕、染织、制衣；写农民们的衣食住行，写贵族们的年终宴饮。经过各章错综复杂的叙写，他们一年十二个月的活动，一一都摆了出来，农氏被领主剥削的道理不言自明。这首诗，可称为诗人运用赋法的典型。
（二）全诗均用设问叙述者。如《河广》、《采蘋》等都是。《河广》是春秋时代宋人侨居卫国者思乡之作。这位离开家乡，栖身异国的游子，由于某种原因，虽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