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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革命恰好是在希特勒患毒其后遗症的时候开始的。在他乘伤员列车东行时——那是１０月６日——巴登的亲王梅克斯，即德国的新任总理大臣，收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份照会。照会要求，除非废除德皇威廉，否则美国不予签订停战协定。这便加速了德国军方的瓦解。两周后，正当舰队受命出海时，叛乱公开爆发了。６艘战舰抗议。在基尔，叛乱爆发后，水手们洗劫了军火库和短武器橱柜，并占领了该市的大部分。在某兵营，有个伙夫竟建立了“基尔水手苏维埃”；在港的舰只仅有一艘未升起革命红旗。士兵抓军官，扯掉他们的肩章，将他们送进监狱。
１１月７日，慕尼黑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个身材矮小且上了年纪的犹太人库尔特·埃斯纳领导的。此人常懒散地戴一顶大黑帽，帽子虽大，却遮不住他那一头乱发。他衣冠不整，富浪漫色彩，是扔炸弹的赤色分子的活典型。因在战时组织罢工之故，他已在狱中蹲了９个月。时至黄昏，包括许多士兵在内的革命者，业已占领了慕尼黑的所有军事要冲，身在惠特尔巴赫宫的路德维希三世被迫乘车出逃。在市南，车子跑出了路旁，翻进一块土豆地里。这是巴伐利亚君主的恰如其分的结局。
当晚，一卡车一卡车举着红旗的人们有声有色地从市内经过。埃斯纳的手下人占领了铁路和政府大楼。谁也没有反抗，叛乱分子在战界据点架机枪时，在场的警察把头一转——视而不见。慕尼黑的市民次日一早醒来便发现，他们的巴伐利亚已变成了共和国。革命已经来临，是德国式的，且没费多少气力，也没有多大伤亡。人民以同一精神接受了他们的命运，未出现暴力的反应。慕尼黑人闷闷不乐地等待着。
有秩序进行革命的火焰在全德国自行点燃。在弗莱德里希市，卓别林工厂的工人们组成了代表会。斯图加特地区的工人们，包括丹姆勒大型汽车工厂的工人在内，举行了罢工。在与埃斯纳提相同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领导下，他们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法兰克福，水手也举行了起义。在卡塞尔，整个卫戍部队，包括一名指挥官在内，一枪未放便叛乱成功。在科隆，仅放了数枪，拥有４５，０００名士兵的卫戍部队便成了赤色分子，但市内的秩序却很快得到恢复。在汉诺威，当局虽曾令部队动武，文官叛乱获得成功——士兵们加入了叛乱阵线。在杜塞尔多夫，在莱比锡，在马格德堡，情况都一样。
在德国全境，一个个政府都被工人或士兵代表会接管而垮台。后来，到１１月９日，德皇宣布退位，国家权力落入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其领导人是前鞍匠弗莱德里希·埃尔伯特。这是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８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中宣布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即威廉二世的祖父，为德国的首任皇帝而建立的日耳曼帝国的结束。
这事也表明，一个时代的终结。早在４８年前，俾斯麦实现了其梦想，统一了德国，为德国和德国人树立了新的形象。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之安全赖以存在的基础倒塌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大多数德国人爱国而保守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政治哲学也土崩瓦解了。
也许，德国人最大的震动还是在于埃尔伯特登上了总理大臣的宝座。仅仅一天，霍亨佐伦家族的统治便化为乌有，而平民中的一员竟取得了发号施令权。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登上宝座后，埃尔伯特本人也如坐针毡。他明白，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人们的一种侮辱。另外，他甚至连街头上的急进思想都代表不了。事实上，他究竟代表谁？黄昏，当梅克斯亲王前来道别时，他竟惊慌失措，连声哀求他留在柏林，代表霍亨佐伦王朝任“行政官”两天后，凌晨５时，埃尔伯特政权的一名代表马特阿斯·埃尔斯伯格在福熙元帅的私人车厢里与盟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于上午１１时停止敌对行动。在那年的１１月１１日１１时，他给一个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民族带来了和平，但与此同时，他却无辜地造出了所谓“十一月罪犯”的神话——即所谓是社会主义者出卖了民族。当然，输掉战争的是德皇和德国的帝国主义将军们，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坚持要与民主人士打交道。用强迫社会主义者去为自己未曾带来的后果负责的办法，威尔逊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种政治工具，使他得以以巨大的破坏力进行挥舞。
（５）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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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８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
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６０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６）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
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
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