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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我们明显需要设置更为高尚的目的。你没想到再表扬我两句吗？
M：等你不止是说，而是去做的时候吧。
S：那我就听不到了。
M：为什么？ S：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
萧乾，原名萧秉乾，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杰出的记者。1910 年 1 月 27
日生于北京城东北角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家庭。出生时，父亲已离世，童年在孤寂、凄凉中度
过。放过羊、给人送过牛奶、还学会了编织土耳其地毯。不幸的是，平生第一次领取工钱那
天，母亲却在家中去世了。十四岁开始孤独地漂泊、流浪，成为一个未带地图、自由翱翔的
旅人。三十年代崛起于中国现代文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大公报》记者驰骋西欧战
场，成为中国唯一一位采访过二战的记者、作家。
萧乾的一生，从一个弱小孤独的遗腹子走向世界，在艰难的创造中完成着生命的旅程。
今年 2 月，老人溘然长逝。我们的世界又少了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的注视。这使我们久久地
怀念他……当老人真正离开人世的时候，让我们看看他生前对于“死”的思考
关于死的反思
萧乾
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萧乾《关
（19190…1999），
于死的反思》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死对我并不陌生。还在三四岁上，我就见过两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
卖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张凳子上咽的气。他的头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婶
婶胸前。婶婶一边摆弄他的头，一边颤声地责问：“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们娘儿几个丢下啦！”
接着，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每逢走过剃头挑子，见到有人坐在那里剃头，我就总想
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没那么痛快。记得他是双脚先肿的。舅母泪汪汪地对我妈说：“男怕穿
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没救了。”果然，没几天他就蹬了腿儿。
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当我失去自己妈妈的那个黄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挣钱
——地毯房发工资。正如我的《落日》中所描绘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时，我就有了不祥的预
感。妈一宿浑身烧得滚烫，目光呆滞，已经不大能言声儿了。白天干活我老发怔。发工资时，
洋老板刚好把我那份给忘了。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块五毛钱。我一口气跑到北新桥
头，胡乱给她买了一蒲包干鲜果品。赶回去时，她已经双眼紧闭，神志迷糊。我硬往她嘴里
灌了点荔枝汁子。她是含着我挣来的一牙苹果断的气。
登时我就像从万丈悬崖跌下。入殓时，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后一声
“妈”——亲友们还一再叮嘱我可不能把泪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坟坑里抓的第
一把土。离开墓地，我频频回首：她就已经成为一个尖尖的土堆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孤
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时期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死人还是见了不少。“八·一三”事变时，上
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后身掉了两次炸弹，我都恰好在旁边。我命硬，没给炸着。可我亲眼看
到一辆辆大卡车把血淋淋的尸体拉走。伦敦的大轰炸就更不用说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们这个民族讲求实际，不喜欢在没有边际的事上去费脑筋。
“未知生
焉知死！”十分干脆。英国早期诗人约翰·邓恩曾说：
“人之一生是从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
死亡。”这倒有点像庄子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作连环套。
文学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渊，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
与密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地狱同样吓人。英国作家中，还是哲人培根来得健康。他认为死
亡并不比碰伤个指头更为痛苦，而且人类许多感情都足以压倒或战胜死亡。
“仇隙压倒死亡，
爱情蔑视那些还没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认为那是软弱怯懦，并引用朱维诺的话说，
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生最美的挽歌莫
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这与司马迁的泰山与鹅毛倒有些异曲同工之
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头，一向离我很远。第一次想到死是在 1930 年的夏天。其实，那也
只在脑际闪了一下。那是当《梦之谷》中的“盈”失踪之后，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
船，经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断龇着白牙。
作为统舱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确实冒出过纵身跳下去的念头。挽住我的可并不是什
么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妈妈自己出去当佣工把我拉扯这么大，我轻生可对不起她。我又
是个独子，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对生命有着执著的爱，那远远超出
死亡对我的诱惑。
只有在 1966 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对我显得比生更为美丽，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
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坐在牛棚里，有一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各种死法。我还总想死个周
全、妥善，不能拖泥带水。首先就是不能牵累家人。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写出那几
百字无懈可击的遗嘱。我还要确保死就死个干脆，绝不可没死成反而落个残疾。我甚至还想
死个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尽：两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骑车到自己
熟稔的青年湖去，可那里满是戴红箍的。我也曾想从五层楼往下跳，并且还勘察过——下面
倒是洋灰地，但我仍然不放心。所以那晚我终于采取了双重保险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
药，再去触电。我怕家人因救我而触电，所以还特意搬出孩子们写作业的小黑板，用粉笔写
上“有电！”两个大字，我害怕临时对自己下不了手，就先灌下半瓶二锅头才吞安眠药的。
没等我扎到水缸里触电，就倒下失掉了知觉。
我真有一副结实的胃！也谢谢隆福医院那位大夫。12 个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
里啃起馒头了。对于重返人世，我感到庆幸，尽管周围的红色恐怖没有什么改变。我太热爱
生活了，那次自尽是最大的失误。我远远地朝着饭厅另一端也在监视之下、可望而不可及的
洁若发誓：我再也不寻死了。
从 1966 年至今，又快 30 年了。我越活越欢实，尤其当我记起自己这条命——这段辰光，
真正是白白捡来的。当年，隆福医院大夫蛮可以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勒令那辆平板三
轮把我拉走了事。那时，这样做还最合乎立场鲜明的标准。即便勉强收下，也尽可以马马虎
虎，敷衍了事。没有人会为一个“阶级敌人”给自己找麻烦。然而那位正直的大夫却收下了
我。当然，他（她）只好在我的病历单上写下了“右派畏罪自杀”几个字（我是后来看的）。这
是必要的自卫措施。但是他（她）认真地为我洗了胃，洗得干干净净。
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对于生与死便有了崭新的认识。从此，它使我正确地面对人生了。
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
么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死亡对我还成为一个巨大的鞭策力量。所以 1979 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才对自
己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最后”二字就意味着我对待死亡的坦荡胸怀。我清醒地
。
知道剩下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并不把死看作深渊或幽谷，它只不过是运动场上所有跑将必
然到达的终点，也即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在医院里散步，每走过太平间，我一点也
不胆怯。两次动全身麻醉的大手术，我都是微笑着被推入手术室的。心里想，这回也许是终
点，也许还不是。及至开完刀，人又活过来之后，我就继续我的跑程。
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
出吃奶的劲头来跑。30 年代上海有过跑狗场，场上，一个电动的兔子在前头飞驰，狗就在
后边追。死亡之于我，就如跑道上的电兔子和追在后边的那只狗。
有人会纳闷我何以在写完《未带地图的旅人》之后，还有兴致又写了文学回忆录。1957
年大小报纸对我连篇累牍地揭批以及那位顶头上司后来写的《萧乾是个什么人》，对我起了
激励作用。我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交代一下自己。
这 12 年，我同洁若真是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连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那 8 个月，肾部插
着根橡皮管子，我也没歇手，还是把《培尔·金特》赶译了出来。当时我确实是在跟死亡拼
搏，无论如何不愿丢下一部未完成的译稿。是死神促使我奋力把它完成的。
我已经好几年没进百货公司了，却热衷于函购药物及医疗器械。我想尽可能延年益寿。
每逢出访或去开会，能直直地躺在宾馆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固然是一种有益
于健康的享受，我却不愿意为此而搬家，改变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爱音乐，但只愿守着陪我多年的双卡半导体，无意添置一套音响设备。奇怪，人一
老，对什么用过多年的旧东西都产生了执著的感情。
既然儿女都不急于结婚，我膝下至今没有第三代。但我身边有一簇喊我“萧爷爷”的年
轻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