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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
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地宣言：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
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
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
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
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
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
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
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
“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
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
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
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
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
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
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打开行军床休息”
。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
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
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
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
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
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
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
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
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
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
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
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
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
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
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
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
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
勾当。在这种时刻，我想我们知识界尤其需要发扬顾准那样立志为世界人民服务而不屈从于
任何政治权威的精神，为大众的利益、为推进改革而奔走呼号。
现在似乎有一种误解，以为既然旧体制下当权者往往用所谓的“整体利益”压制平民百
姓的发展个性和增进物质福利的要求，我们今天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一切以一己私利为依
归，把利己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改革的精神武器，把承认人的价值化为对金钱价值的顶礼膜拜。
在某些错误观念的误导下，鄙薄崇高，崇尚卑鄙成为时尚。以损人利己为荣，以不择手段地
敛财致富为务，对社会主义和公共道德弃若敝履，把靠掠夺公共财富起家的暴发户看作改革
者典范，把厚颜无耻地倡言市侩哲学与思想解放等量齐观，把正当的经商牟利同弄权“寻租”
混为一谈。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了人生第一要义，利己主义被说成是时代的思想旗帜。
的确，顾准也说过，有一种个人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积极进步的因素。不过，顾准所认同的，
并不是任何一种个人主义，而是“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
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
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
共产党的基本标识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的那种个人主义。”
顾准曾经自陈，他“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尤其倾心这种文明的先驱——希
腊城邦文明。然而他却为希腊世界由于个人利己思想恶性膨胀而造成的种种败德行为而黯然
神伤。他说，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希腊在那种小邦林立，相互竞争中，个
人创造性发挥到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写着，
对于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对这种不
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惘了。”
并使（希腊城邦制度）的写作一度“卡壳”。可见顾准对个人主义决不是全称肯定，而
是有批判、有选择的。人民大众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的要求显然无可指责。但是，争取
更多的物质消费并不是人性的全部。特别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有更高的追求。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
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应当说，顾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
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
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
好纪念。
编者旁白
人，孰能无死！但恋生的人，对死总是回避者多，就像鲁迅说的，当孩子降生时，一个
道贺者若说孩子将大富大贵，其父母会兴高采烈，若说孩子将来会死，必遭臭骂。但就言说
的真实性看，前者只是推测，后者却是事实。人们为何重推测而不重事实？因为怕死。孔子
说：未知生，焉知死。俗话亦说：好死不如赖活。国人知足常乐，很少思考死，故活得得意
忘形者还真不少。可死毕竟是抹不去的阴影，开始时它虽是一点点，但积点成面，终究要遮
蔽生的辉煌；而且死还会突然而至，让生猝不及防。倒是西方人主张向死而生，正是看透人
生有限，有此敬畏，虽活得沉重，但往往不虚此生。思考死，倒反激励人在人生旷野掘一口
深井，让生命持续喷涌。
人对死有天然恐惧，当生活受到恐惧的侵扰，生活质量也就受到威胁。轻者，会因恐惧
而闷闷不乐，失去创造的勇气；重者，会在恐惧的笼罩下战战兢兢，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于
是学会让死亡之思与自己平静相守，也就不无必要。蒙田说：“谁教会人死亡，谁就教会人
生活。”这不是夸张，而是道出了真谛——人要理智地面对死亡。首先，不应避讳死亡，你
永远无法设计出一种能逃脱死亡追踪的生存方式。秦始皇让三千童男童女寻仙海外，并没中
止其死亡。死亡本是生命之舞的最后音符，只要有生就有死，逃避死亡就是逃避生命，你能
逃得了吗？其二，要敢于直面死亡。当你抱怨死且不愿死时，死亡并不因此而减缓向你移动
的步伐。对人而言，与其在死神面前缩手缩脚，不如在死神面前体现人的尊严，以平常但却
高傲的态度接受一切。其三，设想平静地死。死会伴随痛苦，其中既有你的痛苦，也有你亲
人的痛苦；尤其是后者的痛苦会使死者的痛苦倍增，痛苦会传染，痛苦滋养痛苦，会使痛苦
疯长。将死者若能有意识地淡化痛苦，在接受死亡的弥留之际，能以静默的方式来承担死的
攻击，便不仅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且还会减轻亲人的痛苦。像往常那样谈笑风生，是死
亡之际的应有风度，这将使生命以一种完整方式去圆寂，而不因临终失态而破碎。大声地欢
呼生的到来，默默承受死的飘逝，这样才能为生命画一个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