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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散文，有
的还引起老师的热烈称赞，在后面批道：
“非深于情者，不能作此文！”他二十四岁时还写过
一篇文言的《说水（述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句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
姿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
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
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姿态，却明显
是表现了他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地要认定，
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
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
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
践踏。四十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五十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
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
》
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
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
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他会遭
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一九七八年，他已经当了三十六年讲师，却仍然被排
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
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
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
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
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
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
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别一种
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
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和谦和背
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还分明涌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反
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期的严酷的生活，却
还能保持这样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
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
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
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
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
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
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
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
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
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
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
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
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
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
》
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
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
欲望作为动力。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不断
地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
竟要以谈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
渐养成了，八十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
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
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
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文，在发表二
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
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
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
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
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的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
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
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摹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
》
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
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
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倘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
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尊重。
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的这种尊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
“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
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
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
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
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
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
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
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
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
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
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
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
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
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
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
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
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更是一份深
具个性的证词，记录了他所遭遇的那个严峻的时代以及他在这样的时代中苦苦挣扎，竭力保
持人性和尊严的精神历程。十几年前他给我们授课，曾和已故的许杰先生一起，反复强调做
人和作文的关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他们这些话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文学批评，逐
渐感受到了手中这枝笔的份量，才渐渐明白了，他当初为什么要反复作那样的叮嘱。虽说今
天的许多情况，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学批评所承受的严重压力，大体上却似乎依然
如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写作同样并不单纯，我们同样是在向社会和历史提交
自己的一份证词。事实上，也正因为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