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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
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
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
“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
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
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
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
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
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
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1923 年 12 月 17 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 年
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
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
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
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
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
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
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
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
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
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
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
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
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
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
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
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
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
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
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
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
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
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 年 6 月 15 日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
—1949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
《大学精神》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
“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
”
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
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
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
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
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
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
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
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
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绣在一个当铺里做
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
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
“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
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
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
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
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
生，你错了。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
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
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
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
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
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
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呢？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
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
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
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
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
好训练的大学一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
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
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
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生远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系毕业生。”
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